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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意愿

    更新时间:2018-02-02 11:34:29 

[摘 要]环境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呈现出了明显高发态势,对于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公共安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与有关环境项目决策的公众参与性问题高度相关。文章作者正是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采取路径分析的方法,创新性构建了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意愿的影响因素构念模型,具体分析环境决策中公众的参与意愿具体情况。研究的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环境决策参与的价值认知、参与态度、参与个体主观规范以及参与个体的知觉行为控制作为主要解释变量,都会正向显著影响公众参与意愿。

[关键词]环境决策;公众参与;影响因素;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了明显高发态势,对于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如近年来发生的江苏启东事件,成都PX事件等都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环境群体性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预防式和救济式①,两者较之,前者危害更甚。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涉众面广、社会危害性大的特点,极易导致预防处置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失范,从而产生公众质疑政府公信力,挑战基层政府执政合法性的严重后果。目前学界对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已经由关注事后的应急、处置、控制逐渐转变为关注事前的預警、预防、监控[1-2],且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又往往与公众对于环境项目的知晓情况、介入程度等因素高度相关,所以现有研究对于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发生演化逻辑都指向政府环境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性问题[3-5],本研究也是在此研究基础之上,集中于群体性事件的事前控制方面,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研究主要关注于环境公共决策中公众参与意愿的基本状况,具体分析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公众对于环境公共决策的参与热情和初衷。

二、理论框架与假设的提出

本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基础之上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意愿及影响因素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由Icek Ajzen提出,它是Ajzen和Fishbein于1980年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基础之上发展而来。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是由行为意愿所决定,行为意愿是指个体想要采取某一特定行为的行动动机或倾向。而行为意愿由3个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共同决定。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是个体对执行某一特定行为喜欢或是不喜欢的程度。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是指个体在决策过程中所感受或是所面临的社会价值压力,它是社会结构之上的社会关系主体价值观对于社会中个体所施加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是指个体对于将要发生的某项行为能否控制的感知程度。在TPB模型中,行为意愿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3个变量共同决定。

1.价值认知

价值作为一种生活目标或者说是生活标准,它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在指引人的生活。在一般意义上,个体对于某种行为的价值认知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个体行为意愿。如乔天宇在研究中论述了中国人对于政治参与价值观念会最终影响其政治参与意愿。[6]袁方成等人在其研究中发现农民对于社区建设的价值认知较低,导致了农民在社区建设中的被动参与情况,从而直接影响了参与社区建设的意愿。[7]同时一些研究还发现价值认知不仅对于行为意愿会产生影响,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认知还会对态度变量产生正向作用。Stern, Dietz, and Kalof在研究环境行为时发现对其产生影响的态度变量源于一种包括自我主义、社会利他主义、生态平衡等综合价值认知的影响。[8] Stern, Dietz, and Guagnano在其研究中指出价值认知会产生具体的信念和态度从而最终影响行为意愿的形成。[19]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环境公共决策参与的价值认知正向影响环境公共决策参与态度。假设2:环境公共决策参与的价值认知正向影响参与行为意愿。

2.参与态度

Ajzen在其研究中明确指出了态度变量会直接影响行为意愿。[10]如一些研究发现在环境方面态度将激励个体以对自我和环境负责的方式表达行为意愿,特别是在环境公共决策参与信息不完整、参与人之间的地位不对等以及技术鸿沟存在的情况下。[11] Postmes ,Brunsting基于网上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环境活动的态度能够非常强烈的预测最终的行为意愿。[12]乐国安等人在从个体理性行动到社会认同整合性集体行动研究中指出行为态度会对行为的意愿产生影响。[13]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环境公共决策参与态度正向影响参与行为意愿。

3.主观行为规范

在TPB中,主观规范的概念是指在察觉到社会压力的情况下个体表现或者不表现出某些行为的一种意愿。主观规范反映的是其他重要的人的观点在行为主体上的效果。如当很多行为主体身边重要的人建议行为主体参与社区活动时,其会遵从这些人的观点。[14]很多研究证明了主观规范对于行为意愿的正向影响。如朱正威等人在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影响因素研究中验证了主观规范对于社会风险评估的公众参与意愿存在直接正向影响。[15]主观规范对于行为个体行为意愿的影响实则是,当存在参与者掌握的知识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行为主体从逻辑上推理会依靠对于自己较为重要人的观点做出行为选择。[16]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被儒家文化所影响。儒家文化通过个体成员对社会道德感知和自适的方式来定义社会成员的个体角色,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和平衡。这种文化的特点就在于需要个体尊重他人的观点,所以在这种文化中,主观规范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会更加强烈地影响个体的行为意愿。正如Rhee, Uleman, Lee, and Roman 所言,对于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人群而言,行为很可能被个体的态度、判断观点所影响,但对于来自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人群来说,主观规范的影响更加显著。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4:参与个体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参与行为意愿。

4.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指涉的是个体感知到实施某种行为的难易程度。知覺行为控制可以理解为个体能够成功执行行为的一种感知能力。就像班德拉(Bandura)[17]所说的那样,人们对于自己能力的信念比自己具有的真实能力能更好地预测人们的行为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拥有相似的技能和知识却有不同的行为表现。班德拉(Bandura)提出了一种自我能效的观点(Self-efficacy),她认为自我效能会影响个体的选择,因为人们倾向于把更多的努力放在了他们觉得能够成功的事务中,而且重要的是,人们拥有更高的效能观更会把困难当作是一种挑战,而非一种需要躲避的威胁。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5:环境公共决策参与的知觉行为控制正向影响参与行为意愿。

三、研究设计

1.被试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3个城市作为取样范围。具体抽样方法上采取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概率抽样环节,采取多阶段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依据街道——社区的抽样线路随机抽取了3个城市的9个社区。北京市:麻峪社区、洋桥北里社区、清水苑社区;天津市:福星里社区、尚城社区、荣兴社区;石家庄市:永安街社区、留村、大马社区,本研究针对简单随机抽样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辅之以非概率抽样的方式,在3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企业进行了问卷的发放。问卷共发放了700份,回收了611份,有效问卷为527份,有效回收率75.2%。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样本在性别、年龄、月均收入、学历等方面较为接近正态分布,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2.测量工具

公众环境公共决策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量表编制主要参考了以往国内学者经常引用的经典量表,制作具体情况如下:价值认知量表主要参考了薛风平(2007)以及曾宇容(2009)在其研究中量表设计,共包括两个题项。态度量表主要参考并修正了Ajzen(2008)、Teresa García(2014)、Michele Tonglet(2004)的量表,共包含三个题项。主观规范量表主要使用并修正了Natalia López-Mosquera(2012)、Kelly S. Fielding(2008)、许丽忠(2013)的量表,共包括三个题项。知觉行为控制量表主要参考了Taylor,Todd(1995)的量表,并根据朱正威(2014)和Heesup Han(2010)的量表进行了调整,共包括五个题项。参与意愿主要参考并使用了Irene Y. L. Chen(2007)和Wan Azlina Wan Ab. Karim Ghani(2013)的量表,共包括两个题项。

研究的测量工具采用的是李克特五级量表,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情况针对每个题项叙述的具体内容的赞同程度进行打分,“1”表示对该题项表述“非常不赞同”;“2”表示对该题项表述“不赞同”;“3”表示对该题项表述“中立”;“4”表示对该题项表述“赞同”;“5”表示对该题项表述“非常赞同”。

本研究主要的分析方法包括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9.0,结构方程软件为AMOS17.0。结果见表1。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1.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中常用的Cronbach Alpha 系数法检验量表来考察测量工具的信度情况。一般来说,预试量表的分层面的信度系数在0.5~0.6之间可以使用,在0.7以上为最好,表中,各分量表的系数均超过了0.6,说明该量表有较好的可靠性,因此可以接受。

本研究中的关于内容效度方面,首先量表设计大量参考了成熟的问卷设计,其次在量表的设计过程中,笔者咨询了多名学者,并且在问卷的预测过程中也与被访者进行了互动交流,针对部分量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修正,所以可以认为本研究设计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在结构效度方面,研究首先进行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统计量为0.611〉0.5,Bartlett球形检验Sig.值等于0.000,所以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过程中,使用主轴因子提取法,经最大平衡值法旋转得出结果(去除小于0.3的因子载荷系数)之后,根据原变量所对应的最大因子载荷,将原变量划分为5类,与量表最初设计的5个因素基本吻合,所以说明了该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2. 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意愿的结果分析

检验结果显示,在环境公共决策中,价值观、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影响显著,价值观对行为态度影响显著,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意愿的模型成立。

假设1:环境公共决策参与的价值认知正向影响参与态度。(成立)

假设2:环境公共决策参与的价值认知正向影响参与行为意愿。(成立)

假设3:环境公共决策参与态度正向影响参与行为意愿。(成立)

假设4:参与个体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参与行为意愿。(成立)

假设5:环境公共决策参与的知觉行为控制正向影响参与行为意愿。(成立)

在对于本模型参数估计与统计检验以及模型适配度分析中,初始模型路径系数P值基本上小于 0.05,但有几项主要的适配度指标值未达标,所以要对模型进行适度修正。模型修正后,所有路径系数的P值基本上小于0.05,修正模型所有参数估计的统计检验均显著。结果如表2、图2所示。

(1)行为态度。从结构模型中可以看出,对于环境公共决策的参与态度正向影响最终的环境公共决策参与意愿,路径系数为0.32,影响水平显著。同时参与态度也受到对于环境公共决策价值认知变量的显著影响,路径系数为0.66,从中可以看到对于环境公共决策价值认知的重要性。在参与态度的测量模型中,Att4、Att5两个观测变量对于参与态度的解释显著,其中Att5载荷系数值达到0.75,其对行为态度的解释程度最高。其次是Att4对于行为态度的解释,载荷系数为0.38。这说明在解释行为态度变量过程中,Att5贡献最多,而Att5的均值接近3.3,从而可以看出公众在整体上相信环境公共决策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再者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自我与家人是否具有一个安全生活环境的态度(Att4)是解释行为态度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且其测量均值为3.24,表明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关注是较高的。此外,从Att3均值来看,公众对于环境公共决策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有25.2%的受访者在态度上认可参与本地区环境相关的建设项目决策(在该项问题的回答中选择赞同或者非常赞同)。

(2)主观规范。从结构模型来看,主观规范对参与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且在所有变量中对于参与意愿的影响程度是最高的,路径系数为0.43。这也符合中国社会以儒家文化作为主要规范的特点,即个体更容易受到集体规范的约束。通过这一点也可以很好的解释在后面研究中提到的个体抗争很快就会转化为集体行动的情况。从测量模型看,Sub7、Sub8两个测量变量对于主观规范潜变量解释的P值小于0.05,显著。而家人的支持对于主观规范的解释程度P值为0.081,在10%置信水平上可以理解为对于主观规范解释程度显著。从均值情况看,在环境公共决策参与中,家人的支持和同事的认可均值依次为3.24、3.36,其中27.3%的受访者认为家人会支持自我的參与决策行为(在该项问题中选择赞同或者非常赞同),40%的受访者认为同事会认可此种行为(在该项问题中选择赞同或者非常赞同)。上述受访者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个体在自我评价(self-report)中对于同事或者家人会支持自我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的做法持肯定的态度。观测变量Sub8对于主观规范的解释显著,其均值为3.25,说明在具体实践当中个体会在同事认同、家人认可的情况下坚持此类做法。

(3)知觉行为控制。从结构模型看,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9。而在测量模型中,可以把知觉行为控制划分为自我效能感(Per9、Per10)和控制力(Per11、Per12、Per13)两类。从结果来看,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力对于知觉行为控制变量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自我效能感对于知觉行为控制的作用更强。从自我效能和控制力的观测变量测量均值情况可以看到,公众认为自己能够抽出相应的时间和经历参与到环境公共决策座谈会中,同时公众也认为自己具备了相应能力和基本素质参与此类决策的论证过程。从控制力的角度看,其三个观测变量对其都存在着较高的解释程度,三者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2、0.38、0.41,公众的观点、意见能否得到决策者的尊重对于知觉行为控制的解释程度最高。此变量的均值为3.29,在被试统计中,有37.4%的受访者认为此项重要(包含非常重要),说明公众对于意见能够得到最终的关注度是较高的。此外其他两变量均值接近于3.4,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决策前是否得到信息的告知、参与方式、形式是否便捷也是公众在环境公共决策参与中非常看重的。

(4)价值认知。价值认知既对行为态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路径系数为0.66,同时价值认知也对参与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路径系数为0.37。从测量模型看,决策吸纳公众参与的价值承认与决策方式的重要性认知对于价值认知的解释都是显著的,并且二者对于价值认知潜变量都存在较高的解释程度。那么从两者均值的角度看,公众对于政府决策吸纳公众参与的价值认同和对于此类决策方式重要性认知的均值分别为3.1、3.2。有23.7%的受访者认可政府决策吸纳公众参与的价值(选择赞同或者非常赞同),有33.4%的受访者认可此决策方式的重要性(选择赞同或者非常赞同)。一方面说明较之政府决策吸纳公众参与的价值认同,公众对于决策方式的重要性更为看重,另一方面从价值认知这一潜变量的整体角度而言,公众对于环境公共决策或者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决策期待是较高的。

五、关于控制变量对于参与意愿影响的讨论

表3显示的是性别因素对于参与意愿的影响。从表3中可以看到方程Levene检验的sig值明显大于0.05,可以得出方差齐性结论,即样本方差无显著差异,因此性别对于参与意愿影响不显著。

表4、表5显示的是年龄对于参与意愿的影响情况。从表5中可以看到年龄对于参与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显著性值小于0.05,表明年龄对于参与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表4中可以看出14~23岁和41~54岁的公众参与意愿的均值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年龄段,一般来讲24~40岁年龄段人群正处于事业的起步和上升期,并且家庭生活也占据了相当多的精力,所以在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意愿有所减弱。但处于41~54岁的人群,事业相对较为稳定,具有一定的可自我掌控的时间,并且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此年龄段人群已经满足的基本的生存和安全的需求,此时更多的是社会交往、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诉求,所以易于对公共事务管理、公共决策产生兴趣,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意愿。在这一部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14~23岁的群体参与意愿的均值,其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年龄阶段的群体。年轻群体较高的参与意愿在很多的案例中都得到了验证,如在典型的什邡事件中就是中学生充当了前期抗争的主要群体。

表6、表5表示的是收入对于参与意愿的影响(这里的收入主要指现金净收入)。从表5中可以看出,方差方程齐性检验显著性小于0.05,表明收入对于参与意愿的影响显著。从表6中可以看出不同群体间收入的均值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之间并不是呈现出正相关性,而是倒U型。对于该收入群体存在较高的参与意愿不难理解,在此方面的部分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同样存在着较强的参与意愿。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两种解释路径,一个原因在于低收入群体由于资源的占有、分配、获取当中经常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更希望扩大自我现有途径来改善现有获取资源能力的弱势情况。这其中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尚无稳定收入来源的学生群体构成了低收入群体的一大部分。而正像年龄变量对于参与意愿影响分析中提到的,由于学生群体判断力尚处于发展阶段,遇到一些突发状况,难以控制情绪并且易于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心智尚不完善,处事更多地是表达诉求,对于方式、方法的使用上可能表现过于急躁;学生群体接受新事物速度较快、对于事物的发展规律容易形成自我解释路径等原因,易于表现出较强的参与意愿。

表7、表5反映的是学历对于参与意愿的影响。表5方程方差的齐性检验显著,说明学历对于参与意愿存在影响,即不同的学历水平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参与意愿。从表7中可以看到,学历从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要低于大专或者大学、研究生及以上群体参与意愿的均值,依次为3.1481、3.1611、3.6043、3.5938,呈现出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分层趋势,这也契合学历对于参与价值认知,参与诉求表达,参与意愿提升等方面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一般性认知。

六、 结 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在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我们可以得出几个主要结论。第一,行为态度变量是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意愿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且会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这也和我们对于态度变量影响意愿变量进而影响行为的习惯认知是一致的。在实际调查中,公众对于态度的两个主要变量“参与本地区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建设项目决策在实践中推广可行”、“我认为参与本地区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建设项目决策是一种对自我和家庭负责的行为”基本上持有的是一种认可态度,这也表明了公众存在着环境公共决策事务的参与意愿。第二,主观行为规范变量是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会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且在影响模型中影响程度最为明显,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Rhee, Uleman等学者在研究中提到的来自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人群,主观规范影响更加显著这一观点。从调查的均值情况看,公众在整体上较容易受到家人或者是自己身边同事和友人对于自我行为评价的影响,从而最终影响个体在此类公共环境公共决策议题中的基本参与意愿。第三,知觉行为控制变量对于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参与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从调查的均值情况看,公众在整体上认为自我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和基本素质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的讨论过程,并且也认为自我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抽出时间和精力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的座谈会或者是听证会。此外,在控制力方面,公众对于意见能否得到决策者尊重的关注度是较高的,在决策的过程中,事前信息能否充分告知、参与过程中采取何种形式、参与方式是否便捷都是公众在公共环境决策议题参与过程中主要关注的问题。第四,公众对于参与公共事务上的价值认知变量对于公众環境公共决策参与意愿存在直接正向影响。同时这种价值认知也直接、正向作用于公众的参与行为态度。从调查结果看,公众对于参与公共事务价值认知整体上持有肯定态度,特别是对于参与本地区的环境决策事宜以及相关听证会、座谈会的参与持有明显的积极态度。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公众无论是出于对参与政府决策的价值认知,还是出于自我对于家庭负责的态度和对于自我环境权益的维护,或是受到身边同事和亲友对于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持有的肯定态度的影响,也或是出于对自我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的肯定以及对环境决策参与形式、方式、便捷程度的关注,公众对于参与其所在地区环境公共决策的意愿从整体上说是存在的,并且也是较为积极的。这里还需补充一点的是,这种参与意愿如果能够通过有效的制度机制设计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恰当表达,那么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公共决策事务可能会收获良好的效果。但换言之,如果公众此类参与意愿不能得到足够重视和表达,公众对于环境事务、环境公共决策事项方面的参与意愿也并不会消逝,此类刚性的参与意愿可能会寻求通过其他的形式途径进行表达,此时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很有可能就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注 释]

① 于建嵘将环境群体性事件分为两类,一类是救济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即环境污染已经发生,公众由于受到环境侵害而发起的群体性维权事件。另一类是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即由于公共环境面临潜在的环境风险而引发的公众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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