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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童蒙读物的源流与传承价值

    更新时间:2018-04-18 15:11:50 

摘 要 幼儿教育处于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开端,而中华童蒙读物是中华文献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并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论文简要回顾了中华童蒙读物的演进历程,并对学术界关注的部分重点问题进行梳理与略陈己见,以便于借鉴前人智慧。论文探索了当代幼儿传统文化教育新路径,以期有效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关键词 童蒙读物 中华典籍 中华童蒙读物演进 中华蒙学传承价值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3.004

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hole system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hinese childrens primers are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s, as well as a historical testimony of Chinese culture stretch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primers, and combs and points out some key issues of attention of academia , in order to learn from the wisdom of predecessors. It explores the new education path of contemporary young children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growth and pus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Keywords Childrens primers. Chinese classics. Evolu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primers. Inheriting value of Chinese enlightening education.

2017年初,中央两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等国民教育各领域。要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与此同时,还要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创作系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图书馆员,深感这些构想的提出非常及时并具有深远意义。幼儿教育处于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开端,而中华童蒙读物是中华文献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并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本文简要回顾中华童蒙读物的演进历程,同时对学术界关注的部分重点问题进行梳理与略陈己见,以便于我们借鉴前人智慧,探索当代幼儿传统文化教育新路径,有效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进而弘扬民族精神,延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1 考源探流

1.1 中华童蒙之学

童蒙一词,最早见于《易经》 之《蒙》 卦,卦辞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六五爻辞云:“童蒙,吉。”高亨先生著《周易古经今注》 说:“年幼而无知者,谓之童蒙。此童蒙谓求筮者也。我,筮人自谓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言有来筮而无往筮也。”[1]

《易经》 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自古以来就被推崇备至。现通行本《易经》凡六十四卦,每卦由卦名、六爻、卦辞和爻辞组成。系统阐释《易经》 的文字汇成《易传》,通行本《易传》 包括《彖(上下)》 《象(上下)》 《文言》 《系辞(上下)》 《说卦》 《序卦》 《杂卦》 凡七种十篇,总称《十翼》。《周易》 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现存《周易》 有古文本与今文本之别。刘大钧著《今、帛、竹书〈周易〉 综考》[2]认为,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 为今文本,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为古文本,而通行本《周易》 与竹书本多相同或相通,故知其为古文本。古文本与今文本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大多不同。如《蒙》 卦通行本与竹书本为第四卦,而帛书本为第十三卦。现存《易传》 之《序卦》 解说通行本六十四卦相因或相反的排列顺序与意义,其开篇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大意是说有了《乾》 《坤》 才有万物,才有物之始生的《屯》,有了《屯》 才有物之幼稚蒙昧的《蒙》,物的幼稚不可不养育,所以才有了《需》 [3]。这是相因为序。而《易传》 之《彖》 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及卦辞。《蒙》 卦之《彖》 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这里是说,处于童蒙之时,就应当培养其纯正之德,使得正道,这样才能最终成就圣人功业。

传统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画八卦”,文王、周公“演周易”,孔子及其弟子“作易传”。张政烺先生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中介绍,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据此探寻易卦起源地点问题[4]。而王其银等编著《青墩考古》 则明确认为它们出自青墩遗址的中下文化层,也就是距今5000多年前。目前关于易卦起源的原始资料还没有比这更早的[5]。另外,高亨先生认为《易經》 是西周初年作品,《易传》作于战国时代,但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自汉代以降《周易》 被儒家列为“群经之首”,被道家奉为“三玄之冠”。数千年来,《周易》 思想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的理论基础,对我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易经》中《蒙》 卦之卦辞虽然说的是占筮,但古代易学家将其解释为在师生关系中,是蒙昧的孩童向老师求学,而非老师主动要求教导蒙昧的孩童。《礼记·曲礼》 中也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就像问卜一般,应当诚心诚意去求教,因而也可以看作教育的原则。唐代李瀚采用古人易学通说,编著了一部启蒙教材,就以《蒙求》 为名,体现童蒙读物的性质。《蒙求》 问世后很快流行起来,有人为其作注,如宋徐子光之《补注蒙求》,也有人以“蒙求”为名编撰新书,如宋王令撰《十七史蒙求》、宋方逢辰撰《名物蒙求》、元陈栎撰《历代蒙求》、清王筠撰《文字蒙求》 等,还有非童蒙读物也以“蒙求”为名的,如宋周守忠撰《历代名医蒙求》、清梅文鼎撰《日食蒙求》 《月食蒙求》等。另外,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张载、程颐等,在童蒙教育方面提倡“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而明焦竑撰、丁云鹏绘《养正图解》 是明清皇室专用启蒙读物,核心词“养正”显然皆直接源于《易传》 中与《蒙》 卦有关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可统称为童蒙之学或蒙学,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小学教育和幼儿学前教育,其名称自然也导源于《周易》 之《蒙》 卦。

中华童蒙之学起源很早。远古时期,能够接受正规教育的儿童非常有限。《周礼·地官·保氏》 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而《周礼·地官·师氏》 云:“以三德教国子。”这里教育对象“国子”都是指公卿大夫的子弟。到了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最先提出并践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扩大了教育对象。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 认为,儒家创始于孔子。儒为术士之称,他们通习六艺。孔子便是正式将古代的贵族学传播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6]。

《朱子语类》 录有宋代大儒朱熹之语:“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孝弟忠信者。”[7]而朱熹在《童蒙须知》中明确指出:“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由此可知,中华传统蒙学有明确而系统的教育内容,并与“大学”即相互衔接,又有分工区别,从先秦发展至清末,积累了非常成熟而又丰富的经验,并形成深刻的思想体系。

1.2 中华童蒙读物

1.2.1 释名

中华童蒙读物至今并没有非常完备的定义,正如《自然》 资深编辑亨利·吉说:“科学不是关于真理的,它是关于怀疑的;不是关于确定性,而是关于不确定性的。”[8]因而本文试通过对现有材枓进行梳理研究,为其立一相对近似的界说。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二版[9]:“蒙学读物。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或选编的,在小学、书馆、私塾、村学等蒙学中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它不包括蒙学中学习的儒家经书,如《论语》 《孝经》 等。”

《汉语大词典》[10]:“蒙学。即蒙馆。清吴沃尧《历史小说总序》:‘吾曾受而读之,蒙学、中学之书都嫌过简,至于高等大学或且仍用旧册矣。”又云:“蒙馆。旧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地方。”另云:“读物。供阅读的作品、书籍、报刊等。……冰心《三寄小读者》 四:‘旧社会很少有为儿童编写的读物(笔者认为此说不确,详见下文)”。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一版[11]:“图书。用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手写或印刷于纸张等形式的载体上并具有相当篇幅的文献。图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作为记录和保存知识、表达思想、传播信息的手段而出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统计目的,对除封面外篇幅不少于49页的非定期出版物称图书,49页以下者为小册子。也有人将一切书籍、期刊、小册子、图片等泛称为图书。前者可视为狭义的图书,后者可视为广义的图书。”此条作者为郑如斯先生。

以上为通行工具书所录相关条目与释义节选,综合前人众说,本文认为,读物近似广义的图书,是文献的属概念。中华童蒙读物是中国古代专为儿童编写或选编的,在蒙馆或家庭通过听、说、读、写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用的课本、书籍、图册等之总称。

1.2.2 要素

文献是记录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汉语“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宋朱熹注云:“文,典籍也;献,贤也。”在这里,文指文化典籍,献指掌握知识的人。由此可知,古人在构建知识传承体系时,不仅重视图书典籍的记录传播功能,也非常重视掌握知识之人口耳传授的作用。而到近现代,“文献”指除人以外的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人工固体载体。童蒙读物是文献的属概念,因而也具备文献的四个基本要素:

(1) 记录知识信息的符号。童蒙读物中的知识和信息是借助于声音(含语言、音乐等)、图像(含图画、照片、图表、影视等)、文字等记录下来并为人们所感知的。

(2) 用于记录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它是童蒙读物的外在形式。如简牍、缣帛、纸张等传统载体(共同特点是不受时空和设备限制可直接阅读);胶卷、磁带、磁盘、光盘、智能手机等现代新兴载体(共同特点是必须借助相应设备才能阅读)。

(3) 记录知识信息的方式或手段,如书写、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等,它们是童蒙读物的内容与载体的联系方式。

(4) 所记录的知识信息,即童蒙读物的内容。童蒙读物从本质上说是专为儿童编写或选编的传递知识、表达思想和展现技艺的著作物。童蒙读物阅读方式较为灵活,可以是成人讲读儿童听读,也可以是儿童认字后直接识读,故其从符号、载体到记录方式或手段等要素都并不受限制,只有内容是与其他文献相区别的核心所在。

1.2.3 符号

据教育部网站《中国语言文字概况》[12]介绍,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种的国家。目前我国有130余种语言,有约30种文字。汉语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世界主要语言之一,是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我国除占总人口91.51%的汉族使用汉语外,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的兼用汉语。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同时也是我国各民族通用的文字。据考证,汉字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现在的汉字是由古汉字逐渐演变而成的。依照此说,汉字起源于甲骨文产生之前而与易卦出现时间相合。

许国璋先生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知識的积累,文化的形成,是有了语言才可能的。而周有光先生认为,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系统。这些符号使信息送到远方,传到后代。

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著《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13]自出版以来红遍全球。此书讲述早在250万年前,地球上就已经出现了非常类似现代人类的动物。然而他们并没什么特别突出之处。到了大约7万年前,一些属于“智人”的生物,开始创造出更复杂的架构,称为“文化”。而这些人类文化继续发展,就成了“历史学”。在历史之路上,有三大重要革命:大约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大约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以及大约500年前的“科学革命”。作者认为,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有“讨论虚构的事物”的独特语言。从认知革命以来,智人一直就生活在客观和想象的双重现实之中。而通过文字创造出想象的现实,就能让大批互不相识的人有效合作。因此,智人就能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迅速调整行为。智人发明出的想象现实,也发展出许多行为模式,这正是“文化”的主要成分。人类和黑猩猩的不同就在于那些虚构的故事,它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为万物主宰。

中华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以汉语汉字为主的文献典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尽管汉语的各种方言互通性较差,但汉字的统一弥补了这个缺点,它的使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华童蒙读物在汉语汉字文化的普及与传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汉语虽有口语、书面语两种存在形式,但古人的口语今天已无从听到,我们能接触到的古代汉语,是数千年来用汉字记录的书面语形式。古汉语书面语有文言和古白话两个系统,其中文言是我国古代典籍所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书面语形式,中华童蒙读物自然也以文言为主。

周有光先生的《世界文字发展史》[14]将世界文字史分为三个时期: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字母文字。距今一万年前农业化时期,世界各地出现刻符和岩画等原始“形意文字”,中国的“八卦”是刻符性质。而古典文字指表意兼表音的“意音文字”。公元前1300年以前,我国的黄河流域出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到至今仍在使用的汉字一脉相承,都属于古典的意音文字。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著《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认为,尽管难于掌握,表意文字还是具有提供一种共通的书面语言的优势。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许多说不同方言的人民,来自各地的不能听懂相互之间方言的文人学士可以通过文字进行交流。中国人拥有一种共同的书面文化[15]。

周有光先生认为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丁头字、公元前3100年前古埃及圣书字、公元前1300年前东亚黄河流域甲骨文,代表了三种高度发达的文化,被称为“三大古典文字”,它们都可用中国传统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来说明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如汉字的“大”“自”“刀”为象形字,“刃”为指事字,“看”为会意字,“菜”为形声兼会意字。汉字是一种表意注音的音节文字。一个汉字可通过六书分析理解字义,同时也代表一个音节,每个字音还可分为声、韵、调三部分,而古汉语字音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现代汉语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以汉字为主的中华童蒙读物已走过数千年历史,其重要功能就是帮助儿童识读和使用汉字,进而去认识世界,表达和交流思想。

1.2.4 载体

纸张是为人熟知的书籍载体材料,而在没有纸张的时代或地域,人们采用多种多样的材料来书写记事。在我国,汉字最初被书写或刻铸在甲骨、石料、青铜器、简牍、丝帛等载体上。其中甲骨、金石等文献不是供人们日常阅读的书籍,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是简牍与帛书。2009年,北京大学获得捐赠竹简共有3346枚,2015年出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16]第一卷收录《苍颉篇》,这部字书在秦汉时期不仅是供学童使用的蒙学课本,同时也为社会上层与知识阶层所重视。

简牍沉重而不易携带,缣帛价高而不能轻得。到了汉代,中国人在世界上首先创造了轻便而价廉的文字载体——纸。现在存世最早的纸大约出产于西汉时期,要早于过去相传105年蔡伦发明纸的年份。而中华童蒙读物从古至今纸本就绵延不绝。据刘伟杰博士论文《〈急就篇〉研究》[17]介绍,汉代童蒙读物《急就篇》现存有晋人书残纸本、吐鲁番出土高昌国延昌八年(568)真书注纸本等,都是上千年前古代童蒙读物珍贵纸本实物。

1.2.5 版本

图书馆界将书籍的记录方式或手段称为版本类别。对于传统纸本书籍来说,书籍的版本类别包括写本与印本两大类。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流传主要是靠手工书写,这类书可统称为写本。写本又分为稿本、写本、抄本、彩绘本等具体类别。中华童蒙读物可以说各种稿、抄、写本皆备。狭义写本是指缮写而成的书本。习惯上对宋及宋以前缮写、宋代以后名家缮写本等均称为写本,如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宋徽宗瘦金体《千字文》 都是名闻遐迩的书法精品,但从其内容看,也是家喻户晓的中华童蒙读物。再如彩绘本是用多种颜色绘制而成的书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著录“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囗囗卷,宋谢枋得辑,明抄彩绘本”。此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彩绘插图,在古代并不多见,颇具特色。传世的童蒙读物《千家诗》 不止一种版本,最通行的是明清间王相选注合辑的四卷本,另有题为南宋末年谢枋得选注的七言绝、律二卷本。国图所藏谢枋得二卷本,仅存卷二,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朱絲栏钞彩绘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 卷一,统一编号为平图009591,当与国图藏本原为一部,后散出分藏[18]。

随着文化繁荣,读书人增多,抄写书本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印刷术,印刷的书籍可统称为印本。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写下这一光辉篇章的正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印刷术是不断发展演进的,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看,中国古代的印刷术大致可分为三种: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与套色印刷,图书馆界将三种印本分别称为刻本、活字印本、套印本。我国古代应用最早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这种印刷术至少在隋唐时代就已出现,但由于没有明确文字记载,具体发明的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 刻本《金刚经》 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而据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介绍,宋人《爱日斋丛钞》 引《柳玭家训序》 云:“中和三年癸丑(当为癸卯,883年)……阅书于(蜀)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漫染不可尽晓。” [19]由此可知,我国在印刷术发明之初,就开始刻印童蒙读物。在存世印本中华童蒙读物中,以雕版印本为多。

由于雕版印刷术每印一页书就要雕造一块书版,造成人力物力浪费很大,于是到了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有一位叫毕昇的人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北宋沈括在其不朽著作《梦溪笔谈》 中明确记载了人类历史这项伟大发明。元姚燧在《牧庵集》 记载姚枢教学生杨古用“沈氏活版”,刷印了《小学》 《近思录》 和《东莱经史说》 等书,说明活字印刷术在发明之初也用于印行童蒙读物。活字印刷在今天看来明显比雕版印刷先进许多,但直到西方现代印刷术传入之前,中国图书长期是以雕版印刷术为主的。从目前研究成果看,中国古代的家谱有许多是以活字排印的。除家谱外,活字印本在中国古籍中占的比例约为1%。因而中华古代童蒙读物活字本并不多见。当毕昇发明活字四百年后,德国的谷登堡于1450年前后制造了铅合金活字(俗称铅活字),他开创了印刷机械化的先河。从19世纪起,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此项技术开始在中国印行汉文书籍,其中也有中华童蒙,如徐梓等编《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初稿)》 就录有二酉堂铅印本《便蒙家用必读》 《十字各言杂字》 等书。

早期雕版与活字印刷品的书叶均以单色印制而成,至少在12世紀中国已出现了单版复色印刷品《东方朔盜桃》。元至正元年(1341) 中兴路资福寺刻朱墨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书籍,此经今藏台北。而到了17世纪上半叶,套版复色印刷术已达到非常成熟的水平,出现了“饾版”、“拱花”技术印制的精美艺术品。自彩色套印技术发明后,由于工序复杂,成本较高,因而自发明后长期未成为书籍的主流印刷方式。但我国不少地区的民间年画采用木版套色印刷,据学者估计,存藏于中外的年画当数以万计。据王卓凌《千年流传〈婴戏图〉》[20]介绍,婴戏图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题材之一,艺术家通过描绘古代儿童玩耍、活动场景,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儿童形象在艺术作品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到宋代“婴戏图”已成为独立的绘画主题。套色印刷术的发展,使婴戏图也被广泛应用于木刻年画的创作之中,并在后来成为杨柳青年画、桃花坞年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不少婴戏图年画具有系列性和故事性,如果搜集在一起,供儿童观赏,并由成人为他们讲解,也可将其看作为特殊的童蒙读物。

2 分类整理

2.1 编目分类

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是从字书发轫的。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儿童识字、习字用的字书。《汉书·艺文志》 载:“《史籀篇》 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史籀篇》 是著录于史册的最早的蒙学课本。此书《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皆不载,其全本已亡,唯单字见引于《说文解字》 等书。

秦代为统一文字,曾由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字书《苍颉》 七章、《爰历》 六章、《博学》 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 《爰历》 《博学》 三篇为一本,统称《苍颉篇》,记载了秦汉时期规范的语言文字。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中,有《苍颉篇》 541个字,这是《苍颉篇》亡佚近千年后一次大的发现。前述北大汉简《苍颉篇》经缀合后,现存1300余字,是迄今所见《苍颉篇》中存字最多的。因而《苍颉篇》 就成为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童蒙识字课本。汉简《苍颉篇》 用隶书,基本上系四言韵语,常将同义、近义或反义词编排一起,如“江汉浍汾,河溏池漳”[21]。这种“以类相从”的编法,对后代童蒙字书的编纂很有启发。

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产生于汉代。当时刘歆编撰的《七略》,将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大类三十八小类,辑略为“诸书之总要”,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原书已佚,其分类法为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 沿袭。唐初所编《隋书·经籍志》 总结前人经验,采用了南北朝以来形成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从此之后,中国历代公、私书目,大多是用被视为“永制”的四部分类法编制的。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 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上世纪后期,全国789家收藏书籍的机构联合编制了《中国书籍善本书目》,本世纪初,多家单位合作又编制完成《中国古籍总目》,二目皆分经、史、子、集、丛五部,但本质上仍是四部分类法的延续。

中国古代专为儿童编写的童蒙读物可统称为蒙书。蒙书在古代因为需求较大,加之我国是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国,因而从古至今写印数量很大,其中很多历史上出现的蒙书现只存其名而原作已失传,如最早的蒙书《史籀篇》 整本今已不传。而有些蒙书自问世后,千百年间一直在使用流传,像汉代《急就篇》、南朝《千字文》、宋代《三字经》 与《百家姓》 等等。在从古至今编制的大型综合目录中,都收录有蒙书,但品种有限,分类也不统一。

《汉书·艺文志》 著录先秦两汉典籍约600部,13 269卷,据李零先生统计,现只存115种[22]。此志将《史籀》 《急就》 《苍颉》 等蒙学字书,著录于六艺小学类,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扬雄、杜林二家三篇)。

《四库全书总目》共收书籍10 254种,包括收入《四库全书》的“应抄”书籍3461种,“存目”书籍6793种,基本上涵盖了先秦至清初尚传世的重要书籍。全目按经、史、子、集四部44类编排,比较复杂的类再细分子目。如经部小学又分训诂、字书、韵书三属,此类虽名为小学并仍收录《急就章》 等童蒙读物,但只为其中极少部分,更多的是收录《尔雅》 《说文解字》 《广韵》 等相当于现今所称语言文字学经典名著,明显宽于《汉书·艺文志》 收录范围。而宋朱熹撰明陈选注《小学集注》 归子部儒家类,晋(实为唐) 李瀚撰宋徐子光注《蒙求集注》 归子部类书类,但《千字文》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家诗》 《神童诗》 等重要蒙书皆未收录。在史部目录类存目收录《经厂书目》 一书,其提要云:“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 亦厕其中,殊为猥杂。”由此可知,不少蒙书是有意剔除不录的。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为版本目录,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共著录56 787个编号古籍。凡《四库全书总目》 所收蒙书皆见收录,分类也与之相近,而另增录品种较多,如《千字文》 归经部小学类字书,《百家姓》 归子部类书类,《千家诗》 归集部总集类通代。

《中国古籍总目》 为品种目录,经、史、子集、丛五部共立目177 107条,含索引总计30册2565万字。其中设有两个专录蒙书的四级类目,一是经部小学类文字之属训蒙,一是子部儒家类礼敎之属蒙学。但在此二小类之外,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相近,在其他部类也录有蒙书,而另增录品种更多,如史部史钞类通代之属录有《鉴略四字书》 《历代国号歌》 等蒙书。

在我国古代,不少蒙书被收入丛书传世。《中国丛书综录》所录丛书指广义丛书,第一册为《总目分类目录》,收录汇编与经、史、子、集类编丛书总计达2797种。第二册为《子目分类目录》,收子目共7万多条,去其重复,共得38 891种,并以子目为单位采用四部分类排序。其中设有两个专录蒙书的四级类目,分别为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蒙学、子部儒学类礼教之属蒙学,同时在其他部类也录有蒙书,如子部典故类类书之属摘锦收录有《声律发蒙》 《训蒙骈句》 等蒙书。此目与通见四部分类法相比,类目名称较有特色,时有差异。

由以上据四部分类法编制的综合型古籍书目可知,中華童蒙读物内容较广,在古籍书目中是分见于四部各类的,但收录品种较少。目前已有学者对知见与传世蒙书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并编制出蒙书专题书目。

张志公著《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23],书后开列了蒙学书目21类584种(徐梓著《中华蒙学读物通论》 统计619种有误)。具体类目为:古佚蒙书;急就篇;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杂字;小学和“类小学”;以思想教育为主的韵语读物;兔园册;李翰“蒙求”;多种蒙求和类蒙求;历史类蒙求和类蒙求;各种知识类蒙求和类蒙求;散文故事;咏史诗;千家诗、神童诗及其他;蒙用文字、声韵、语法书;蒙用工具书;古文选本;丛书。

徐梓等编《蒙学要义》[24]附有《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初稿)》,辑录已佚与现存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据朱永新著《中国教育思想史》 统计,其总数达1215种。编者在“说明”中介绍了自拟类目之详情:“传统目录学著录蒙学著作,散布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今视其内容性质,据其撰著体例,并照顾到数量的多少分为以下12个类别:(1)文字;(2)三·百·千;(3)综合;(4)历史;(5)经学·理学;(6)蒙求;(7)韵对;(8)小学;(9)故事、图画、诗歌;(10)文选;(11)丛书;(12)其它。”

韩锡铎主编《中华蒙学集成》[25]附有《知见存本蒙学书目》。此目为品种目录,不分类,所列蒙学书目,摘自各综合古籍书目,又抄录张志公著作(1964年版) 和徐梓等著作所附蒙学书目有版本者,因而总量较大,远超前述两目之总和。

由以上当代学者所编蒙书专题书目可知,存世蒙书总数尚不清楚,在古籍综合目录中著录的只是很少部分,若要进行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需要编制出规范而较为完整的蒙书分类联合目录。

新印童蒙读物进入图书馆后,都需要编目分类后供读者阅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26](原称《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等) 是通用的大型综合性文献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中图法》 分为22个基本大类,使用字母与数字相结合的混合号码,基本采用层累制编号法。1975年出版第一版,2010年出版第五版。《中图法》 中不少类别涉及中华童蒙读物,主要有: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G61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如《七巧益智图》 可入此类。H语言、文字:H13语义、语用、词汇、词义(训诂学),如《杂字类函》可入此类;H16字书、字典、词典,如清王筠撰《文字蒙求》可入此类;H194.1古代汉语读物,如《三字经》可入此类。I文学:I207.21诗律(诗韵)、诗法,如《声律启蒙》可入此类;I222.7古体诗、近体诗(依中国时代表分),如《千家诗》可入此类。

从1991年3月起,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T12451-1990)开始实施。2002年8月,经全国信息与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版物格式分委员会修订,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GB/T12451-2001)[27]开始实施。图书在版编目(简称CIP) 数据是在图书出版过程中编制并印制在图书上的书目数据,内容分为著录数据和检索数据两个部分,而内容主题的检索点有主题词、分类号两项,并规定分类号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 为标引依据,且遵循其标引要求。此标准实施后,读者不用进入图书馆,直接打开新印图书就可知晓其《中图法》 分类号。

由《中图法》 可知,新刊行的中华童蒙读物在当代编目时,也不集中在同一类中,由于编目人员的主观判断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同一部书时常会分在不同的类别之中。

2.2 整理刊行

近些年来,有学者或机构与出版社合作,选择部分蒙书,编为专题丛书,点校注译或影印出版。其中有数套比较有影响或特色鲜明。

前文所述韩锡铎主编《中华蒙学集成》,除附有《知见存本蒙学书目》 外,其正文汇集《弟子职》 《千字文》 《小儿语》 《童蒙养正诗选》 等74部中华古代蒙书,并有标点注释和说明,但仅有少量注音,没有白话译文,全书过千页装订为一厚册,开本较大而文字较小,适宜研究者查阅,不适宜童蒙诵读。

陈驹主编《中国古代教养读物丛书》[28]。全套收录六册整理或改编古代通俗教养读物:(1)《传统童稚蒙读新编》 (内含《百家姓》 《神童诗》 《朱子蒙童须知》 《小学诗礼》 《重订三字经》 《童子礼》 《小儿语》 《朱子治家格言》 《弟子规》 等10种幼童读物);(2)《传统少儿蒙读新编》 (内含 《千字文》 《朱子读书法》 《洞学十戒》 《椒山遗嘱》 《重订增广贤文》 《不费钱功德例》 等6种少儿读物);(3)《传统女子蒙读新编》 (内含《女诫》 《女孝经》 《女儿经》 等15篇有关古代女子教养的作品);(4)《绘图启蒙故事》 (从传统启蒙读物所载数千个故事中,选出150个,重新改写编排,内容分育德篇,立志篇,劝学篇,益智篇,拾遗篇等五部分);(5) 《注音详解新编蒙求》 (对《蒙求》 原文全部标音加注);(6)《白话详注新编菜根谭》 (对《菜根谭》原文全加详注和白话译文)。各册书整理编排方法不完全相同,多有题解、标点、注释、插图、注音,部分有白话译文,或据原文重编改写。编者考量读者年龄、性别等因素分册选编刊印,可满足读者由浅入深的阅读需求,只是由于出版年代较早,后期加工不够精细,尚有完善空间。

李国庆编《杂字类函》[29]。全套收录明清及民国时期刊印和抄写的不同版本杂字157种,按杂字行文句式将其进行分类汇编影印出版。杂字,就是把各类字词汇集在一起而编成的书。从行文内容看是字书,从编纂体例看是类书。这些随时都有可能佚亡的杂字书籍,在我国历代蒙学教育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套书所录较全,适宜图书馆收藏和学者深入研究,但还需补充完善,如可补入哥伦比亚大学所藏《新编对相四言》。另外,可选择部分精品点校注译出版,供普通读者阅读。

中华书局编《中华蒙学经典》[30]。此套书收录:(1)李逸安译注《三字经·百家姓》 (H194.1,《三字经》 经部小学类或子部儒家类,《百家姓》 子部类书类);(2)李逸安译注《千字文·弟子规》 (H194.1,《千字文》 经部小学类,《弟子规》 子部儒家类);(3)李鸣译注《声律启蒙》 (①H194.1②I207.21,子部类书类或集部诗文评类);(4)李鸣、李凤注《笠翁对韵》 (①H194.1②I207.21,子部类书类或集部诗文评类);(5)张玮译注《神童诗·续神童诗》(I222.72,子部儒家类);(6)张立敏译注《千家诗》(I222.72,集部总集类);(7)乔天一译注《蒙求》(H194.1,子部类书类);(8)乔天一译注《龙文鞭影》(H194.1,子部类书类);(9)张慧楠译注《幼学琼林》 (H194.1,子部类书类);(10)孟琢、彭著东译注《童蒙须知·名贤集》 (H194.1,子部儒家类);(11)吴洋、高小慧译注《童子礼·家诫要言》 (H194.1,子部儒家类);(12)吴洋译注《小儿语·续小儿语》 (H194.1,子部儒家类);(13)张齐明译注《增广贤文》(H194.1,子部杂家类杂纂);(14)马天祥译注《格言联璧》 (H136.3-49,子部杂家类杂纂);(15)杨月英注.《急就篇》 (H194.1,经部小学类字书);(16)江先忠译注《小学》 (H194.1,子部儒家类)。为了便于分析研究,本文将每册书在版编目数据之分类号客观录入,并拟出每部蒙书在四部分类法之归属类别。此套蒙书为新近所出品质优良的传统文化普及读物,正文每字注音,全文有当代名家的标点注释和白话译文,并有部分插图,排版字大醒目,开本大小适中,便于携带阅读。当然,有些细节还可更为完善,如此书封面、版权页不著录蒙书原著者姓名,只著录注译者姓名,像《童蒙须知》 与《小学》 的原作者为宋代大儒朱熹,却仅在“前言”中说明,而未著录于版权页,这样既不规范,其普及性也会随之减弱。另外,选书范围还可稍宽,如清王筠撰《文字蒙求》[31]是一本指导四、五岁儿童识字的字书,中华书局曾出版影印本,若经标点注译,当可增入此套丛书。又如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曾出版《七巧益智图》[32]等游戏类蒙书,此類书亦可补入丛书之中。

3 传承价值

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章太炎先生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33]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认为,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四千多年。一种文明或文化,生命力如此强,存在这么久,其中必然有异常优秀的、超时间局限的东西。因此,客观冷静地、科学地认真研究研究传统,十分必要。蒙学、蒙书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对此研究很不够,这项研究课题,应当赶紧补作。

前文已述,在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可统称为蒙学,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小学教育和幼儿学前教育,而古代专为儿童编写的童蒙读物可统称为蒙书。中华蒙学起源很早,从先秦发展至清末,积累了丰富的蒙学经验与思想。在现代中国,幼儿教育被视为终身学习的开端,也被确定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的省会南京市,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重要发源地和先行地。如民国时期,1923年由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是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实验中心,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的《幼稚园课程标准》,最初就是以此园课程实验成果为基础起草制定的。而1927年由陶行知创办的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则是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再如上世纪后期,南京师范大学于1994年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学前教育学博士点。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中华蒙学与蒙书智慧,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三方面着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各个环节,这样不仅能够使幼儿从小增添文化自信,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传扬中华文化,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1 教育目的

宋代大儒朱熹《小学》 原序云:“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由此可知,朱熹认为幼儿教育的目的,是为将来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古代中国,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人将古代儒家蒙学教育的直接目的,概括为“学而优则仕”,因而被许多近现代学者认为过于功利性。中国从隋唐起,就实行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在世界上实属罕见。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认为,“学而优则仕”这个概念,首先提出来的是中国。确凿的证据说明文官的公开考试制度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有意识地从中国学习来的。西方贵族世袭的原则不能使最优秀的人才登上最有权力的位置[34]。客观来看,千百年间,我国出现了韩愈、白居易、王安石、司马光、刘基、徐光启、林则徐等能顺利通过常规科举考试,迈入政坛、文坛的社会精英,但也出现了李白、杜甫、毕昇、关汉卿、李时珍、曹雪芹等未参加或未能通过常规科举考试的旷世奇才,因而科举制度是“益弊并存”,并不能全盘否定。

陈鹤琴先生是现代著名学前教育家,1948年,他在总结古今中外教育思想基础上,明确提出幼儿教育的目的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35]123做人,就是要做身心健康的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凡人生所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35]117。而奥地利精神分析派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模型在5岁左右就完全定型了,成人人格异常的原因往往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经历[35]377。因此幼儿接受良好教育对其健康成长是十分必要的。做中国人,就是要让幼儿学讲本国母语,并逐步认识、书写本国文字,阅读中华蒙学读物,进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做世界人,就是要争眼看世界,不盲目排外,因而要让幼儿开始接触世界各国优秀儿童读物,将来才有可能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今天来看,陈鹤琴先生提出幼儿教育三大目的与儒家所主张的“修齐治平”思想是相通的,而且至今并未过时,若对其补充完善,仍可宣传推广。

3.2 教育内容

中国古代蒙书从内容上看,有主要用于集中识字的教材,如《急就篇》 《千字文》 《三字经》 《百家姓》 皆属此类;也有以思想或知识教育为主的读物,如《弟子规》 《名物蒙求》;还有散文诗歌选本,如《书言故事》 《千家诗》,以及《声律启蒙》 《笠翁对韵》 等韵对蒙书。这些中国传统蒙书有精华,但也有糟粕。如《三字经》 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而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跨文化的价值标准,对真、善、美、正义、欢乐的追求及爱(而不是恨与死)是人类的内在本性。人性的恶是由于基本需要未被满足,自我实现的环境被破坏而引起的[35]379。马斯洛这些观点与《三字经》 所体现的价值观是相近的。再如《弟子规》 说:“过能改,归于无。”显然属精华。但古代蒙书也有糟粕,如《弟子规》 中“挞无怨”“不关己,莫闲管”等。

2015年李克强总理倡议用“百篇”的形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选,以传承文化经典,展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为构建民族精神家园助力。20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36]问世,虽然只收录101篇作品,但选文包含了历代各类体裁诗文,它既是历代名著名篇的精粹选本,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较小体量的缩影。然而此书仅适宜成人阅读。而目前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系列教材中,仅见《阅读世界儿童文学经典》 录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外国的作品,未见中华童蒙读物入选其中。因而可组织专家学者,对传统蒙书进行系统梳理节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增选与幼儿认知能力相适宜的经典短篇诗文,参考《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 体例,编辑出版《中华蒙学经典百篇》,其中可分为幼儿编与小学编,先试用,修订后成为通用童蒙读物。

3.3 教育方法

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和欧美的字母文字完全不同。汉字字数多,有的字笔画多,结构复杂,因而中国古人在给儿童编书与教学方面,都摸索出不少实用的方式方法。首先,古人依《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顺序教儿童诵读识字,写的却是“上大人,丘(或孔) 乙己……”。其次,古人在编写蒙书时,考虑到儿童认知能力较低,因而所編蒙书往往结合汉语汉字特点,常用三或四言整齐短句,又多有韵。如《三字经》:“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此段运用了对仗、平仄、押韵等汉语文特有的表现手法。另外,古人还编写《声律启蒙》 等韵对蒙书,专门教儿童学对对子(古称属对),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这样幼儿在阅读时,就同时接受了诵读、识字、审美、思想、知识等各方面相结合的综合教育。第三,古代蒙书常用“以类相从”方法编排内容,如《千家诗》 就是按诗体分类,以四季节令为序来编排各诗的,这样便于童蒙理解和记诵诗歌。第四,中国是插图蒙书的诞生地。过去在西方教育史界,把1658年正式出版的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著《世界图解》[37],看作是历史上第一部对幼儿进行启蒙教育的看图识字课本。但在这部17世纪印本出版之前,中国早已有插图蒙书问世。如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编对相四言》 为15或16世纪明代刻本,现被学术界称为迄今存世最早的一部图文对应童蒙读物印本,书中一词配一图,类似于现在的看图识字,对于今人的名物考证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上所述中国传统蒙书编辑、教学方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可以说中国古代在童蒙教育中,采用的是将听、说、读、写分开的训练方法。与此同时,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都非常关心儿童的启蒙教育,如颜之推、朱熹、王守仁等,他们的蒙学思想也值得今天研究、继承与发展。如王守仁认为儿童教育应顺应其“乐嬉游而惮拘检”的天性施教,同时还要注意因材施教,使儿童“各成其材”,这些教育思想今天看来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4 结语

《荀子·劝学》 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回望漫漫历史长河,我国古代无数仁人先贤从阅读蒙书起步,探寻正道,开启心智,进而立德、立功、立言,携手奋进,砥砺前行,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巍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辉映五千年历史时空。因此,中华童蒙读物值得我们认真梳理研究,萃取精华,择善刊行,以便使其承载的文化基因传之久远,并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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