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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史上的“王”“后”大战

    更新时间:2018-02-09 15:28:37 

施京吾

18世纪的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世纪。1750年之前,法国思想战线已风生水起:孟德斯鸠的三部主要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波斯人信札》和《论法的精神》俱已出版;狄德罗写出《致盲人书简》,并于1749年7月被抓进樊尚堡,坐了一百天的牢;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于1746年开始编纂的《百科全书》影响巨大,几乎将当时法国最优秀思想家一网打尽……当然,最应该被提起的思想家是伏尔泰。

1750年之前,卢梭虽然参与了《百科全书》词条的写作,但在强大的法国思想家队伍中,他显得籍籍无名、微不足道。1750年开始,启蒙运动渐入高潮,卢梭的登场,不但在法国思想史,也在人类思想史上激荡起巨大波澜,他写下更为特殊的一笔是——和同时代大部分伟大思想家统统翻脸,包括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休谟……而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则是他与伏尔泰之间关系的不可调和。

我将这场冲突形容为思想史上的“王”后”大战。“王”,当然指伏尔泰,他是当时法国思想群体的真正导师、独一无二的泰山北斗;“后”,自然指卢梭,他阴柔、敏感、深情、脆弱,具备了“思想王后”的基本要素。他对伏尔泰充满期待,希望对方能在思想上重视他、指导他,和他进行公开平等的交流,但卢梭一样没有得到,因此有着情感上的哀怨直至不满。他与伏尔泰的思想分歧,终于在伏尔泰的倨傲和放浪不羁中爆发,变成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伏尔泰,以及被他轻慢的卢梭,两人在思想史上拥有何种地位?有歌德评价为证:“伏尔泰标志着旧世界的结束,卢梭代表了新世界的诞生。”这两位几乎没有交集的人是怎么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的?其交恶过程堪称离奇。他们的故事不仅体现了思想史的分化,还有一个至今依然深深刺痛我们神经的地方:思想,该不该交给权力审判?

【“王”与“后”的初次交集】

伏尔泰的伟大成就深刻影响了卢梭。从年龄上说,伏尔泰生于1694年,卢梭生于1712年,比伏尔泰小18岁,差不多算两代人。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大多为贵族出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比如达朗贝尔是被遗弃的私生子,但其父是位军官,母亲则是著名的沙龙主人,达朗贝尔不到30岁即成为法兰西科学院数学副院士。卢梭则身份低微,虽然通过自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置身于这些思想家群体中,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卢梭的文学楷模是伏尔泰的剧作《扎伊尔》和《阿尔奇尔》,早期作品《新世界的发现》与《阿尔奇尔》有相当地方雷同,可见伏尔泰对他的影响。这些作品的思想意图是:“文明只能借助宽恕,才能超越‘野蛮人自然的善良。”道德意识的锤炼成为卢梭的思想立足点。不过,伏尔泰对他的影响以文学性为主,在思想上,卢梭甚至没有将伏尔泰当作“哲学家”看待,这不仅表明卢梭具有强烈的文学倾向,同时还表明他眼光锐利——伏尔泰的思想成就不及他的文学和史学成就,也不及卢梭将来在思想史上所取得的业绩。

1745年2月,伏尔泰编剧的《纳瓦尔公主》上演,但没有取得成功,毫无名声的卢梭被推荐给伏尔泰修改剧本,用今天的话叫“代笔”。经卢梭重新改编的歌舞剧《拉米尔的节日》于同年12月22日在凡尔赛演出。演出前,卢梭第一次给伏尔泰写信,报告剧本修改情况,伏尔泰回信,写了一些热情及恭维的话,“希望成为您的朋友”并“但愿我很快有幸向您道谢”。

但到剧本上演时,卢梭的名字并没有被写进作者名单,他感到非常失望,大病了一场。后来此剧收入《卢梭全集》,算是物归原主。

【不曾谋面的误会】

卢梭参加“百科全书”的词条写作后,虽然名声不够响亮,但也跻身“哲学家”行列,与狄德罗、达朗贝尔成为朋友。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不仅是学术身份,同时也是政治身份,几乎准确反映了对“哲学”的传统定义:这是一门关于思维的学问。而信仰是排斥思考的,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时,“哲学家”的称号对应于社会主流地位的“神学家”,哲学家是思想的异端,他们反对神学家,反对信仰上的盲从和迷信。

1749年7月24日至11月3日,狄德罗因《致盲人书简》入狱。10月,卢梭去探监。途中他看到《法兰西信使报》上刊登着1749年9月28日第戎科学院和文学院举办1750年“伦理奖”论文竞赛的消息,征文的题目是“科学和艺术进步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卢梭后来回忆,看到这个启事“我感到被强烈的心跳所压迫”,见到狄德罗后,他将此感受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提出一些建议——这成为了卢梭《论科学和艺术》一文的由来。这篇论文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论教育)》一起,是卢梭不可分割的三部著作。《論科学与艺术》既是卢梭的思想起点,也是他思想的终点。

卢梭思想的核心是:人的本性是善,恶来自社会。这个观点,造成了与伏尔泰以及其他启蒙思想家们的普遍冲突。

尽管卢梭对伏尔泰无限崇敬,但并没有回避观念上的某些分歧,他曾对伏尔泰的一些思想进行过批评。伏尔泰写过一首叫《上流社会人辩辞或奢华赋》的诗作,诗中赞美了奢华、挥霍的生活,卢梭写道:“告诉我们,闻名遐迩的阿鲁埃(伏尔泰的本名),多少次您为了满足我们矫揉造作的幽情而牺牲了阳刚之美,多少次附庸风雅使您因小失大。”当然,批评不意味着失去敬仰,而仅仅是表达了观点的差异——正是差异的不断扩大,导致启蒙运动中的两位巨人在未来时间里反目成仇、势不两立。

卢梭论文获奖前有一个小插曲。1750年1月12日至2月7日,伏尔泰创作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上演,他很看重这个剧本。九次演出中每场必到,还带了一群朋友去捧场。但剧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演出时,一位叫“皮埃尔—卢梭”的人不仅没有全神贯注欣赏剧作,反而和熟人窃窃私语,引得伏尔泰大怒。他责问对方是谁,对方回答:卢梭!“哪个卢梭?是那个小卢梭吗?”有位在场的贵妇人反击道:“您若不立即住嘴,我抽你耳光!”伏尔泰被迫狼狈退场。

卢梭听说了这个冲突,立即于1月30日给伏尔泰写信,试图澄清此事。约在2月2日,伏尔泰回了一个短笺,轻描淡写地说“您不可能犯他的过失,而且他也没有您的成绩”,一点打算认识卢梭的意思都没有,他可能早就忘记5年前说过“希望成为您的朋友”的话。

1750年7月10日,卢梭的论文获得第戎学院最高奖,一举成名。身在柏林的伏尔泰对这个奖项嗤之以鼻,仅仅视为“小学生们的命题作文”,但他没有对论文本身进行相关评价。

1753年11月,第戎学院公布了新论文竞赛题目:“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它是否符合自然规律?”这一次,卢梭因论文篇幅超过规定,他没有等待评选结果,在1754年4月1日截稿前交出论文,随后即准备进行出版,次年4月24日印刷成册。卢梭将论文寄给了伏尔泰。伏尔泰不久后回信:“我收到了您写的反对人类的新书,深表谢意……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要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四足爬行。”语气充满戏谑和调侃,但态度还算友善。他听说卢梭的身体状况不佳,在信中还劝卢梭回到家乡日内瓦——这年的2月,伏尔泰结束了柏林的旅居生活,在日内瓦买了一座漂亮的乡村别墅,他给这座别墅起了个好听的名字“赏心居”。

显然,伏尔泰读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但他仅在回信的开头和结尾提到了这部著作,而且回答的内容竟是针对5年前第一篇论文的内容,中间大段是谈论自己如何受到政治反对派的攻击。显然,5年前卢梭获奖所带来的名声,并没有使伏尔泰产生对他高看一眼的想法,伏尔泰眼中的卢梭,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命题作文”的获奖者。稍后,伏尔泰将这封回信与他的剧本《中国孤儿》同时发表。尽管伏尔泰调侃了卢梭,但卢梭没有减弱对伏尔泰的敬意,他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件中表示:“把您当作我们大家的领头人,对您表达敬意。”

【里斯本地震产生的哲学分歧】

真正反映卢梭与伏尔泰思想分歧的,是对里斯本大地震的不同看法。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死亡人数达十万之众。当时,里斯本是欧洲第四大城市,地震几乎摧毁了这个繁华的城市,葡萄牙正处于由传统封建国家向现代集权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这势必会削弱教会力量。因此,地震后引发了一个神学问题:大地震是否因为触犯了神意,而遭到天谴?

1756年5月,伏尔泰出版了《里斯本震灾挽诗和自然法则之诗》。在诗中,伏尔泰表达了反对教会的“神意说”,他对朋友说:“看见了吧,这件事说明,神意是十足的屁话。”诗作充满了强烈的哲学意味:既然上帝之链是完美的,为什么会祸及无辜?在涉及人性善恶的问题上,伏尔泰认为人性是恶的。这一诗作出版后,自然要受到神学家们的攻击,为反驳这些攻击,他将作品进行了一些补充,托人分别给达朗贝尔、狄德罗、卢梭各送了一本,并表示:“他们比较了解我。”

对伏尔泰主动赠送诗集,卢梭感到十分兴奋,但在诗中,伏尔泰与卢梭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却更加明确,伏尔泰相信人性是恶的,卢梭却坚信人性本善,他反对伏尔泰用个别现象来解释上帝普遍的善,这样会动摇信仰的根基。卢梭于8月18日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信中既恭敬又有明确保留。恭敬,是因为卢梭对伏尔泰敬仰如故;而有明确保留,则因为他们对人性论有了根本性分歧。

出乎卢梭意料,伏尔泰很快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相信,在所有读过您的人中,没有比我更欣赏您的;虽然我有时喜欢说几句尖刻的玩笑话,在所有您遇到的人中,没有一个会像我这样真心喜欢您。”伏尔泰在回信中还邀请卢梭“到寒舍一聚”。只是,热情归热情,伏尔泰的回信完全回避了卢梭所提出的问题。

在这之后,卢梭再度成为过眼烟云,伏尔泰仅仅在偶然场合会提一下他。这封回信是伏尔泰给卢梭的最后一封,从此,两人关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祸起日内瓦】

伏尔泰于1755年3月定居日内瓦后,经常召集人马在“赏心居”演出自己的剧本,他也常常加入到表演中,扮演某些角色。

1756年8月中旬,达朗贝尔在伏尔泰家中住了半个月,伏尔泰对达朗贝尔非常友善、热情,甚至在他离开时还感到了“惆怅”,这与对卢梭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一年后,《百科全书》第7卷出版,其中登载了达朗贝尔所写的《日内瓦》一文,文中倡议在日内瓦开设一家剧院,正是这个倡议,展开了卢梭与伏尔泰之间的全面冲突。

达朗贝尔的《日内瓦》一文涉及关于基督神性等问题的论断,首先遭到了日内瓦牧师们的反对,同时也遭到卢梭的反对。1757年12月5日,狄德罗拜访卢梭,谈到了在日内瓦开设剧院的问题,狄德罗显然是达朗贝尔的重要支持者,卢梭当面顶撞了狄德罗——两人从此决裂。

为反驳达朗贝尔,卢梭甚至中断正在写作中的《新爱洛伊丝》,于1758年3月20日写下《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一文,并于9月出版。文章的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功,尤获日内瓦牧师们的赞许,并激起了许多人对卢梭的崇拜,其中一位叫穆尔图的年轻牧师之热情尤其高涨。

《论戏剧》出版后,卢梭将书寄给了伏尔泰,伏尔泰收到书后不置一词,毫无反应。崇拜者穆尔图多次給卢梭写信,描述了日内瓦的一些情况,使卢梭对日内瓦的印象越来越坏。一次,穆尔图在信中严厉指责伏尔泰的所作所为:“先生,我决不说谎,这个人给我们带来太多的伤害……这个60多岁的老头,竟然和一群没有头脑的15岁少年混在一起,引人注目……它只能让伏尔泰变成小丑。”穆尔图的信,把卢梭与伏尔泰思想上的分歧迅速转化为情感上的忿恨,卢梭于1760年1月19日回信给穆尔图,怒斥伏尔泰:您跟我说起伏尔泰!为什么让这个小丑的名字来玷污您的信?这个卑鄙的小人断送了我的祖国;我对他除了鄙视只有恨……”

更加不凑巧的事情也接踵而来。卢梭曾向几位朋友展示过1756年8月18日写给伏尔泰的信,因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得到高度赞许。但后来此信内容遭遇外泄,一位神父从中看到了两人在观念上的冲突,他转告卢梭,社会上流传着两个版本的信,建议卢梭亲自出版该书。本来,卢梭并不打算出版未经过伏尔泰同意的信件,于是他写信给书刊出版检查总监马勒泽尔布,询问在巴黎是否可以禁止翻印此信,马勒泽尔布告诉卢梭,不仅无法阻止盗版,而且建议卢梭抢先在巴黎出版。

这样,卢梭迫不得已再次给伏尔泰写信,表明不是自己故意将内容泄露出去的,他开始在信中不留情面地说:“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日内瓦收留了您,您的报答便是断送了这个城市;我在我的同胞中极力为您捧场,您的报答便是挑拨离间:是您使我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立足,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结尾处言:总之,我恨您,这是您自找的……别了,先生。”伏尔泰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我恨你”感到莫名其妙。

但伏尔泰仍旧不把卢梭当回事,只是说他“发疯了”。

【伏尔泰开始反击】

就在卢梭表示对伏尔泰“恨”的同时,伏尔泰在日内瓦的奢华生活引起了教会的注意,当地教务委员会提出要禁止伏尔泰的戏剧演出,此时卢梭也拥有大量粉丝,他们也在积极阻止伏尔泰的戏剧活动。伏尔泰对此非常恼火。

随着不断有反对派上门滋事,伏尔泰对卢梭的感觉开始转变了,他把卢梭的文章、来信与教会反对势力以及被禁演等几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对于卢梭而言,他之所以反对伏尔泰这样做,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祖国”日内瓦的情感,这是一件独立于教务委员会的孤立行动,是个体对个体的态度。而且,他也确实没有参与任何与之相关的具体行动,更重要的他刚刚写完《爱弥儿》,又忙于《新爱洛伊丝》的出版,无暇顾及日内瓦的热闹景象。

《新爱洛伊丝》的出版给伏尔泰提供了机会,他开始了全面反扑。伏尔泰对《新爱洛伊丝》评价道:“我浏览日内瓦公民的一本言情和伦理小说,其中既无情也无德,味同嚼蜡。此书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谩骂我们这个民族。”从此,伏尔泰一改过去极少提及卢梭的状况,在自己的信件中大量提到卢梭。

1761年2月,日内瓦出现了一个25页的小册子,小册子由四封签名为“格希姆奈斯”侯爵的信构成,号称此信是写给伏尔泰的,但实际作者正是伏尔泰本人。由于这位侯爵长期反对卢梭,他很乐意为此充当“冤大头”。伏尔泰在这个小册子对卢梭的著作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其中第四封信还诽谤卢梭得了梅毒。这四封信写得相当无理野蛮,许多人对作者评价恶劣,达朗贝尔甚至对伏尔泰说:“有人给您写了一些恶毒的信,攻击卢梭的小说和他本人,我为此感到痛心。这是对您的侮辱。”只是他们不知道,真实的作者其实正是伏尔泰。

18世纪50到60年代,正是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在这些年间悉数登场,引起了法国政府和教会的恐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因此加剧。达朗贝尔退出《百科全书》编辑任务,巴黎最高法院还下令撕毁伏尔泰的有关著作,“百科全书派”也遭到官方迫害。这恰好是卢梭与伏尔泰分歧爆发的时期,伏尔泰认为卢梭的行径背叛了哲学家群体,号召大家“加强团结”,他认为对方是“无可救药的疯子”“第欧根尼的小鬼”“好虚荣的小流氓”,这类带有侮辱、诽谤性的字眼不断出现在他给朋友的信中。

1761年,《新爱洛伊丝》的成功出版,引起了法国读者的热烈追捧,在读者眼里,卢梭已经是和伏尔泰平起平坐的大作家了。第二年,卢梭准备出版已经完成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此时他的身体患有严重疾病,认为自己快死了,神经质也更加严重,他打算停止写作。但《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先后遭到禁止,法国最高法院决定逮捕卢梭。

法国政府查禁《爱弥儿》的原因,是作者“提出亵渎宗教的可恶的原则,他把宗教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提倡一种纯粹的人性的信仰”,最高法院下令焚毁此书,这样,卢梭在法国和日内瓦都无法立足了,只好逃到了普鲁士所辖的纳沙泰尔领地。由于伏尔泰在日内瓦居住,卢梭开始无端怀疑伏尔泰对日内瓦当局施加了影响。其实,禁止伏尔泰演戏的和禁止卢梭出书的,都是同一批人,而他们做出的决断理由都是因为“渎神”,与这两人间的思想冲突全无干系。

此时的日内瓦已分成“伏尔泰派”和“卢梭派”,当伏尔泰倒霉时,他认为是卢梭做了手脚;当卢梭倒霉了,他同样认为是伏尔泰搞小动作。

1764年10月,卢梭的《山中来信》发表,这是他首次公开地直接针对伏尔泰。伏尔泰年底读到卢梭对自己的批判,立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回击。两人冲突开始严重升级。

如果说伏尔泰对卢梭的辱骂是一个性格上的败笔,那么,把思想交给权力审查,就成为他人生绕不过去的一点:伏尔泰要求行政和宗教机构采取措施严厉处罚卢梭。这位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以人权反对神权的伟大斗士,在自己晚年,把两个思想家之间的交锋变成了卢梭与权力的对峙。

1765年3月19日,巴黎焚烧了《山中来信》,随后,日内瓦也禁止了《山中来信》的发行。但在伏尔泰将卢梭推上权力审判席的同时,他自己也没有逃过一劫:他的《五十人的说教》在罗马被查封;稍后出版的《哲学辞典》也遭到日内瓦的焚毁。而不断遭到迫害的卢梭,也在颠沛流离中惶惶如丧家之犬。

【结语】

在这场思想史的“王”“后”大战中,很明显,我是倾向于卢梭的,并非是对弱者的同情,也不是对他乖张性格的欣赏和赞许,更不意味着卢梭有多么正确。

就论战表现而言,一方面,他在思想上表现出的深度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伏尔泰,未来思想史中的许多问题都与卢梭有关,而与伏尔泰关联不大。其次,不论卢梭性格如何古怪,与伏尔泰的缠斗主要限于思想层面,他没有把思想交给权力审判,卢梭从未逾越这条底线,保持了思想和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伏尔泰却经常轻松地跨越它。第三,在这场长达十年的缠斗中,卢梭没有丧失“君子风度”,没有谩骂、诋毁,伏尔泰却过度摆弄自己的才华和地位,造谣、中伤。

就论战内容而言,伏尔泰基本回避了与卢梭在思想上的讨论,伏尔泰对卢梭的评价几乎都不具备思想史的价值,原因在于:一、伏尔泰在卢梭写出《论科学和艺术》的时候,早已是“文学共和国”的国王,卢梭的一篇与自己论调完全相反的小论文不会引起他多大的兴趣,他沉醉在自己建构的理性王国中,对异见完全漠视。二、伏尔泰看到了理性的价值,而卢梭却看到了理性背后的情感、感觉。伏尔泰既不能理解又无法接受,也就无法从思想的层面进行反驳。三、伏尔泰在生活中是一个“庸人”,或者说是一个世俗化很强烈的人,尽管受到贵族的侮辱和当局的迫害,却始终属于上流社会的名人,他也不会乐于主动放弃一切既得利益。虽然他与卢梭同为“自然神论者”,但伏尔泰却出自对自然力量的无法理解或者敬畏之情,而卢梭则出自内心对上帝的挚爱,所以,在批判教会上他们往往取得高度一致,但涉及信仰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接受异端思想何其难也,伟大的伏尔泰,也不愿意俯下身来聆听一个晚辈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兴起,使欧洲进入了现代社会,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卢梭则以纯粹本我的情感显现,跨越了现代性,一只脚跨入了后现代主义的门槛。正因为卢梭思想中具有天然的后现代色彩,他必然将矛头指向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们,这种指向对于伏尔泰来说绝对不可接受——因为他根本无法理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卢梭超前的思想,注定要遭到比伏尔泰多得多的攻击。

在未来岁月中,伏尔泰的文学作品基本被边缘化,剧作已经成为文化遗产,其影响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他的《哲学辞典》和《哲学通信》被后人提及并不多,流布较广的是两部历史著作《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而启蒙运动的另一个标志性符号——卢梭,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成为了传世经典,有学者曾评价:两百多年来现代世界的走向,几乎都遵循着他的意向。他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广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正是照他的理念打造而成的。”

1778年5月30日,伏爾泰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说:“当我离开人间时,我热爱上帝,热爱我的朋友,也不嫉恨我的敌人。”33天后,卢梭也在巴黎远郊的一个小村庄里逝世。

3年后,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革命党人把伏尔泰的灵柩请进了先贤祠,连绵十几里的送灵柩队伍故意在路易十六的囚室窗口下经过,以刺激这个即将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此前,法国国民公会作出决议,也把卢梭的遗体请进先贤祠,受到与伏尔泰同样的待遇——人们根本没有把他们的争论和怨仇太当一回事。

当卢梭与伏尔泰的灵柩隔着走廊相对,不知他们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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