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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与张若名

    更新时间:2018-02-09 15:36:31 

王铁群

邓颖超家喻户晓,张若名鲜为人知,两人相互之间有着不解之缘,而这却几为历史所湮没。

同学同道

浅蓝色布料高领短衫,过膝黑色长裙,白袜黑鞋,长发在脑后盘成两个小圆发髻,这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天津女师)学生的统一装束。1916年夏天,邓颖超和张若名身着“文明学生装”,成为该校第十年级的学生。

邓颖超1904年2月生于广西南宁市(祖籍河南省光山县),4岁时曾任广西南宁镇台的父亲被诬流放新疆,10岁时流放期满的父亲在归途中暴病身亡。坚强的母亲以教书行医为业,带着独女漂泊了大半个中国。1913年初,孤儿寡母从天津来到北京,母亲在“中国社会党北京部附设平民学校”找到一份工作,邓颖超也以母亲的启蒙教育为基础,在该校插班读初小三年级。又过了半年,北京社会党配合南方“二次革命”的起义计划暴露,校长也是社会党领导人的陈翼龙被杀。学校被查封后,母女俩重回天津。

在天津,邓颖超靠母亲当家教和打零工的微薄收入,又读了一年初小和一年高小。时值天津女师招考,母女俩了解到如能考取预科前三名可免收食宿费。为了实现求学愿望,邓颖超刻苦备考,1915年秋天,她虚报两岁(报考资格14虚岁以上)投考,一举考中第三名。为此,她累得吐了血。一年后,邓颖超升入该校本科,成为第十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

张若名比邓颖超大两岁,1902年2月出生于直隶省清苑县。张若名的父亲张绍文接受过高等教育,曾任广西陆军测量局科长。大概在小若名开始读初小的时候,张绍文娶了一房姨太太,自此对妻女冷漠歧视。与邓颖超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母亲禀性大异,张若名的母亲张伯英系普通农村妇女,受“三从四德”礼教束缚,对丈夫逆来顺受、形同奴仆。母亲时常的暗自悲泣给张若名带来深深刺激,她发誓长大后要“削发为尼,不受男人欺负!”大概在民国纪元前后,张若名随二伯父张褆仁来到天津。张褆仁早年在日本接受过新思想的熏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淡薄。他对小若名疼爱有加,希望她能够受到良好教育。此前他已迁来天津行医,商得弟弟同意,便把小侄女带来天津读书。张若名高小毕业后,考入天津女师。

天津女师是“清末新政”的产物,到邓颖超、张若名入读之时,已是闻名遐迩的新型中等女校。该校学制5年,第1年为预科,不收学费。预科成绩及格即升入本科,本科4年,“除书籍零用外,概归公费”。学校共开设40多门课程,大多为现代师范教育内容。张若名和邓颖超所在第十年级共有50名学生,由于聪慧刻苦,她们两位与张嗣婧、梁岫尘、刘韵琴学习成绩包揽了前5名,被誉称全班“五魁首”。

邓颖超与张若名不仅勤于学业,而且关心时事,心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她们参与筹建学生组织,团结同学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国事,探讨民主自由、男女平等。她们还积极在该校校友会会报上发表习作,呼吁“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在她们周围,一个进步的学生群体在逐渐形成,她们高唱着“二十世纪天演烈,坤维凭谁振?天下之大匹妇责,斯责逾千钧”的校歌,指点江山,孜孜探索,以觉醒的公民姿态,去承接天下兴亡之责。

五四先锋

在五四运动中,天津各界自发而起,以公民姿态主动、积极地向政府示威、抗议、加压。邓颖超和张若名如同暴风雨中的海燕,成为这场民主爱国运动的女界先锋。

1919年5月6日下午,天津女师专修科学生郭隆真主持召开了该校各学级代表会议。刘清扬回忆说:“邓颖超、张若名、郑季清及女师附小教员李毅韬等,都纷纷起立发言,一致响应郭隆真同志成立妇女爱国团体的倡议。”5月25日,由郭隆真倡议,以天津女师学生和校友为主体的天津妇女运动领导核心——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以下简称“女爱会”)成立。天津女师毕业生刘清扬为会长,邓颖超和张若名被推为该会核心成员:张若名为评议部长,邓颖超和郭隆真为讲演队长。

评议部是女爱会的决策机构,凡重大问题,都首先提交评议部讨论,表决通过后交各股执行。“此后,所有‘女爱会评议部的会议都由张若名主持召开。”街头讲演是女爱会经常性的重要活动。“特别是邓颖超、郭隆真同志的讲演,更是热情奔放,说理清晰。她们亲自轮流到各讲台去讲演,深受群众欢迎。”

北京学生连续被捕的消息传到天津,为声援北京学生,6月5日邓颖超和张若名参与组织和领导女爱会同天津学联联袂行动,他们走上街头,呐喊示威,要求省长拍电北京,速释被捕学生,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这是五四运动中天津首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请愿活动。邓颖超和张若名等女爱会成员的爱国热情,使记者深为感慨:“似此高义薄云,虽巾帼而愧煞须眉矣。”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两人在担任女爱会重要工作的同时,又并肩携手,挑起了在天津各界联合会的重任。随着6月28日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日期的迫近,拒签和约便成为民主爱国斗争的重要内容。6月26日下午,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代表晋京请愿。刘清扬和张若名同其他8位男代表,肩负着天津人民拒签和约的殷切希望,登车赴京,去直接与总统府交涉。邓颖超同周恩来等则留守天津后援。在包括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在内的“誓争国权”力量的努力下,中国拒签了巴黎和约。

邓颖超和张若名等的牺牲奋斗,对推动五四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起了重大作用。邓颖超回忆说:“当时女师学生的勇敢、奋斗、牺牲的精神,作事的敏捷踏实,远近闻之,莫不佩服。”那时女师的同学,是何等有团结力,有勇敢奋斗的精神,是何等的有见地,是何等的了解世界的潮流。以中国民族素来缺少的精神,尤其是女子所缺少的精神,竟能在女师同学中表现出来,这是何等的可贵呵!”

觉悟岁月

在1919年8月声势浩大的反对“马良禍鲁”的斗争中,张若名再次作为天津各界10名代表之一进京请愿,邓颖超则与周恩来等领导天津各界声援进京代表。期间张若名几次往返京津,与邓颖超和周恩来等沟通联络。在进京代表刘清扬、郭隆真被捕,马骏等被围困后,周恩来和张若名等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赴京营救。最后,在全国舆论压力下,中央政府被迫释放被捕代表。

9月2日,周恩来、张若名等8人作为天津最后一批代表,乘坐一列慢车离京返津。在车上,他们提出了建立进步团体问题。张若名建议:“把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入天津学生联合会,以壮大学联的阵容。”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将学联会和女爱会两个团体中的积极分子,首先是我们这些最接近和相互了解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联会更严密的团体,作为爱国运动的坚强核心。同时出版一个刊物,以探讨新的思想,作为引导社会的先锋。”9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和张若名选定的20名青年男女召开了觉悟社成立大会。在这20位青年中,15岁的邓颖超年龄最小,因而被人们,特别是周恩来称为“小超”。后來,被周恩来终生专用的“小超”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开始叫起的。

10月中旬,觉悟社设立了执行机构“执行部”,张若名任执行部部长。12月21日,觉悟社会议决定,社员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均不用真实姓名,而是以数码谐音为代号,“社员用抽签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好替各人对外的姓名”。年龄最小的邓颖超抓了最大号1号,后来她用的笔名“壹”逸豪”即源于此。张若名是“36号”,以后“衫陆”便成为其笔名之一。周恩来是“5号”,后来“伍”伍豪”即是他的笔名。

在觉悟社,邓颖超、张若名和周恩来等一起分析研究民主爱国斗争的形势和策略;一起探讨“革心”和“革新”的良方;一起策划指挥了多次大规模集会游行。为推动社会进步,他们平等、互助、互敬,携手奋斗。当年北京《晨报》即评价说,觉悟社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是“天津的小明星”。

牢狱内外

1919年12月10日天津新学联成立,张若名当选为新学联评议委员会女委员长,邓颖超当选为新学联讲演委员会委员长。天津新学联成立后,为声援福建人民的抗日斗争,参与组织了12月20日天津各界约10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为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参与组织了1920年1月27日天津各界数万人参加的国民游行大会。

当局对学联严加控制,学生领袖活动越发艰难。1月26日至28日,邓颖超、张若名同周恩来等觉悟社社员和天津新学联负责人,在法租界“维斯理堂”的地下室连续3天秘密会议,决定为“监督北京政府对于山东问题不准与日本直接交涉”“恢复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会所原状”等,再次发动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游行请愿。

1月29日下午,周恩来、张若名等率领数千学生径赴省长公署请愿,要求面见省长。对方请示后称“省长也准与诸位相见,但求诸位选三四代表,余者均退出辕门始可”。于是,本着男女平等的原则,推选出男女代表各两位:女代表郭隆真、张若名,男代表周恩来、于方舟。不料,四位代表进入署内便被拘禁,外面学生惨遭镇压。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九一廿九”(民国九年1月29日)惨案。四位代表与先前因民主爱国斗争而被捕的马骏等24人关押在一起。邓颖超等发起救援,要求代为执行牢狱。7月17日,在遭受了将近半年非法拘押的周恩来、张若名等全体代表终于获释。在一片欢呼声中,邓颖超等拥到代表身前,给出狱者佩戴上大红绸花和铸有“为国牺牲”4字的纪念章。

张若名等为国坐牢,邓颖超等要求替换被捕者坐牢,这种甘苦与共、同担国难的崇高行为,被传为佳话。

天各一方

张若名出狱后,她所在的天津女师第十年级已经毕业。1920年8月,邓颖超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驶离祖国,去欧洲求学。从此,邓颖超和张若名再未谋面。

邓颖超和张若名分别后的最初几年,两人天涯比邻继续为革命先锋,并保持联系,相互鼓励。1922年8月,邓颖超从北京返回天津,应聘到达仁女校执教。1922到1924年间,邓颖超参与组建了女星社等进步组织,参加创办了《觉邮》《女星》《妇女日报》等刊物,其中《妇女日报》是当时中国唯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报纸。1924年,邓颖超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

张若名来到法国后,注重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经常通宵达旦地撰写文章。1921年上半年,她给北京《晨报》以及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寄回了约20篇通讯报道稿件。她同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讨论时局,推求比较各种主义,积极参加“拒款”斗争、“争回里大运动”。在1922上半年,经周恩来介绍,张若名加入“旅欧少共”,当年冬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张若名任国民党驻欧支部评议部评议员。张若名加入旅欧党团以后,按照组织的要求集中精力“学共产主义”。由于法文较好,张若名多次担任互教互学小组会的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1923年上半年,张若名把在小组会上的讲稿加工整理成3篇文章,即《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帝国主义浅说》,并由周恩来、郭隆真帮助,油印装订成小册子,发给共青团员和旅法华工。这些单行本署名为“一峰”,有的在《赤光》上发表。这是中国妇女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较为系统的文章,后经周恩来带回国内发表,不到一年再版9次。

张若名和郭隆真获知邓颖超等开办《妇女日报》的消息“喜不自禁”,张若名积极为之撰稿,发表过《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妇女日报》还刊登了张若名同郭隆真给邓颖超等写的一封信,标题为《两个(旅居)法国朋友的信》,信中张若名同郭隆真称赞邓颖超等在天津的觉悟社社员“有创造的能力”,“相信你们的能力、精神,可为中国妇女开垦一条大路,而唤醒沉睡麻醉的朋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邓颖超和张若名虽相隔遥远,但共同的理想使她们继续并肩追求。

周恩来与张若名曾是并肩奋斗的战友,于是来到欧洲不久便产生了恋情。周恩来对侄女周秉德说:“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而两人最终分手也在于双方人生价值观的不同选择。张若名后来因故决定退党。周恩来对侄女说:“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的战友。”“她宣布退党后,也就帮我下了决心,我开诚布公地对她讲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宣布中断了我们的交往。”“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说到这里时,邓颖超笑着说:“怪不得(你)刚到法国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信给我,怎么突然又那么主动热情,又是寄明信片,又托人带信,弄得我好奇怪,也好紧张。”这样,周恩来和张若名结束恋情保持友情。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

殊途奋飞

1924年下半年,张若名退出了中共组织,专心于法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从此,邓颖超和张若名的人生路径发生变化。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革命的急先锋作出了退党的决定呢?周恩来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審查”;二是“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和盘问”。张若名长子杨在道编著有《张若名研究资料》,认为张若名脱党原因有三:一是身份暴露;二是对中共旅欧党团负责人任卓宣专横作风不满;三是遇到了入学读书的机会。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1980年所作《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在提及张若名退党问题时指出两点原因:“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同志又与当时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同志经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张若名退党后,与邓颖超殊途奋飞,都以不懈奋斗展示了各自的活力和风采。张若名在学业上拼搏奋进,1928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0年获得该校文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其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被评为最优秀成绩,获里昂大学500法郎年奖。1931年1月初张若名回到国内,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学和云南大学任教授,执教之余著述颇丰,享有“纪德研究专家”的称号。张若名还把鲁迅和郁达夫的一些作品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可以说,张若名为中法文化交流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出色成就。

颖超助若名平反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欢迎新的社会秩序,“心向共产党”,“心向社会主义”。1950年她加入了民盟,并开始不断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活动”。她还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创立了“文艺批评教研室”,并任室主任,亲自讲授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授之一。

1955年4月,周恩来和陈毅等为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飞经昆明。8日上午周恩来与张若名夫妇会面5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周恩来对张若名说:小超再三嘱咐我,一定要替她向若名姐问好。”周恩来希望他们在教好学生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关于这次相会,周恩来从亚非会议回来后对邓颖超讲过。周秉德回忆说:“七妈当时还问伯伯:‘你怎么没有拍张照片呀!也让我看看她与当年相比有什么变化么!”

反右运动开始后,张若名退党的事被翻了出来,被视为叛徒。1958年6月18日,张若名自杀身亡。1963年,邓颖超到昆明过问张若名自杀之事。1980年,在邓颖超的再度关怀下,中共云南大学党委为张若名作出政治结论,指出:“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张若名的长子杨在道说:“我母亲的平反,是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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