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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怪小说政治逻辑的生成和演化

    更新时间:2018-02-10 15:07:03 

朱军

摘要:早期儒家用其明显的话语方式,建立起政治逻辑,并延续成为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对后代的志怪小说产生深远的影响,“苛政猛于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史书的政治意图也对志怪小说历史品格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虎类小说中的异变情节是代表。政治伦理的构建与宗教教化的输出的结合,也是志怪小说政治功能生成的重要原因。通过对虎类小说作为代表类型的挖掘,我们可以明确一条政治逻辑在志怪小说中展现的线索。

关键词:志怪小说;政治逻辑;历史品格;政治伦理;宗教教化;虎类小说

一、苛政猛于虎与儒家的政治逻辑

《礼记·檀弓下》记载了一则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小故事: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苦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礼记集说》卷二十二云:

严陵方氏曰:“虎之害人也,机罟槛穽所能制之。政之害人也,无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宫固门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无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妇人所以宁遭虎之累伤而不忍舍其政之无苛也。扬雄之论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与此同意。” [1]

其中提到扬雄在《法言》中对酷吏的形容是“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法言义疏》解释酷吏的代表是“郅都、宁成、张汤、杜周之徒”。扬雄将酷吏等同为生有角翼的老虎,可见他认为老虎与酷吏之间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司马迁作《酷吏列传》的意图也很明显: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在《史记》中,酷吏的标签是“酷烈”,即刻深少恩。《史记》对酷吏的态度也是褒贬夹杂。所褒之处是酷吏在必要的历史时刻,以极端的手段作出了一定的政治成绩,即“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所贬之意从《酷吏列传》开头就显出来了,因为他们走向了残酷吏治的极端,甚不可取。从施政理想上来看,司马迁在这里是赞成儒家的“仁政”治理思想的,而酷吏的施政原则更倾向于法家,因此有所贬。

但就孔子和儒家而言,酷吏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拒绝的。尤其是官吏成为有角有翼的老虎之时。这与《礼记》的政治主张也是一致的。因此,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并不是简单地对苛政和虎患进行对比,而是强调在治民政策的取舍上,应当更加注重仁政,而非酷吏政治。如果说“苛政猛于虎”还只是孔子格言式的提炼,那么孟子则做到了真正的具体的升华,其《梁惠王上》说: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在孟子看来,杀人的本质不会因手段不同而改变,率兽食人与苛政害人是相同的。不仅如此,苛政对民众的迫害要远远甚于虎患。可见,“苛政猛于虎”的语境是真实存在的,而“率兽食人”又是孟子对苛政的比喻。但从孔子与孟子关于政民关系的论述来看,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可见,在儒家看来,将苛政与野兽进行类比,来反对苛政,提倡仁政,是自然生成的治民主张。

尽管不能简单地将酷吏政治等同于苛政,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孔子“苛政猛于虎”開始,就演生出了一套吏治与民生的政治逻辑,即有苛政则无民生,有仁政则有民生。在这个政治逻辑之下,儒生们相信,保障民生就必须反对苛政。而在《檀弓》篇中,与苛政有着明显类比的具体形象就是虎,苛政之患比虎患更加严重。由此,人们在评价消极的、破坏性的施政行为或施政主体时,就自然而然地将其与虎患联系起来。扬雄因此在《法言》中称酷吏是“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

不过,在王充的《论衡·遭虎》里,这种逻辑就更加明显了:

孔子行鲁林中,妇人哭,甚哀,使子贡问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贡曰:“若此,何不去也?”对曰: “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曰:“弟子识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岁比食二人,林中兽不应善也。为廉不应,奸吏亦不应矣。

或曰:“虎应功曹之奸,所谓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妇人,廉吏之部也,虽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鲁无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国是也。鲁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为相必无贤操,以不贤居权位,其恶必不廉也。必以相国为奸,令虎食人,是则鲁野之虎常食人也。

虎与官吏的治民行为有了直接的对应关系。鲁国之所以虎患严重,正是由于鲁国“为相必无贤操,以不贤居权位,其恶必不廉也。比以相国为奸,令虎食人,是则鲁野之虎常食人也。”王充对“苛政猛于虎”的政治逻辑进行了强化和延伸。王充虽非传统儒家,但其对此逻辑的认可与传统儒家是一致的。由此,酷吏、苛政与虎之间构成了一种政治隐喻关系。苛政、酷吏是本体,虎是喻体。这种本体与喻体的关系,是一条比较明显的儒家仁政思想的政治逻辑。

《汉书·五行志》记录:“灵帝建宁中,群狼数十头如晋阳南城门啮人。”汉代五行观念认为,政治行为与天地的变化是相通的。人兽互相变化、野兽食人、野兽无故作害都与政治息息相关。因此,其注又云:“光和三年正月,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

在《礼记》中,“苛政猛于虎”,是简单的对比关系。但到了《汉书·五行志》和《论衡》中,汉人已经相信,老虎吃人已是苛政的象征。为我们所知的是,志怪小说中的变形、化身小说受五行观念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可以看作一则小说,或者说至少具备了小说的基本特征,其目的是为了阐明“苛政猛于虎”的仁政思想。这为后世小说通过类似的对应关系来表达理念奠定了基础,即某些小说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会有意或无意地化用这条政治逻辑,利用苛政、猛虎、人民三者的关系进行探讨。有时候这三者的关系在小说中是直接表现出来的,有时候则只是小说的元素之一,并未成为小说的主体。由此,我们或可挖掘出一条虎类小说中隐含的政治逻辑。

二、变形小说背后的政治隐喻及追求

《太平广记》保存了宋以前的大部分志怪小说,其中卷426到卷433是虎类小说,宋前大部分关于老虎的志怪小说都保存在这里。其中可以分为好几类,如化身、虎患、义虎等。篇目最多的,是化身类。化身类小说,又可以分为人化虎和虎化人两类。

从表面上看,人化虎和虎化人都是形态发生变化,但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人化虎意味着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特点,即丧失人性。而虎化人,则是虎拥有人性。在《太平广记》中,能够在人虎形态之间自由转换的,有《袁双》篇,讲述袁双在野外逢一女子,迎为妻子,其妻常常脱衣化虎,偷食死人尸,后再重新化为人。这篇小说模糊了人虎的界限,削弱了虎的暴虐性,仅仅保留一部分虎性。又存了一份人性,即不吃活人,只吃死人。其形态转换的媒介是衣服和钏,若要化虎则“解衣脱钏”,吃饱之后再重新变回人。虽然从形式上看,这是双向转换。但从小说开篇来看,其妻的来源甚为可疑,小说说袁双“家贫”,进而“道逢一女”。此女的出现与“织女”的故事是一样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袁双“家贫”的困境,后文也说“五六年后,家资甚丰”,“至十岁,家乃巨富”。可见该女的出现解决了袁双的穷困生活状态。另一方面,此女的来历不明,文中仅说“道逢”。可见,此女与“织女”一样,来源于非世俗人间。从后文化虎食人尸的情节来看,更能证明其本身是虎,所以这则故事是虎化人类型。

无论是人化虎还是虎化人,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在《袁双》中,其形态转换的关键是衣服和钏,它们象征人性。穿戴上即化作人,脱下即还为虎。又如在《王居贞》和《天宝选人》等篇中,形态转换的条件是“虎皮”,有了虎皮,即使是人,也能轻易化成老虎,而老虎则可以脱下虎皮变成人。“衣服”“钏”“虎皮”都是显性条件(或物质条件),除此之外,还有隐性条件(非物质条件)。如《谯本》,谯本“不孝不义”,后化为虎。“不孝不义”是道德上的问题,化虎则是宗教式结局。而小说结尾说伪蜀政权“初霸一方,天雨毛,人变虎,地震者耳。”人化虎的原因有二,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伪蜀的建立是违背天道的,第二个原因才是谯本的“不孝不义”。违背天道会导致自然灾害出现,不孝不义会则遭致个体生命受到“报应”,这是政治逻辑和道德伦理双双作用于人类的结果。

志怪小说从立意到小说设计再到技法运用,都有决定其小说性质(或类别)的内在逻辑。就虎类小说而言,其中之一就是政治逻辑。政治逻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苛政猛于虎”的隐喻;其二是宗教宣扬和政治伦理的教化目的,它们一同起到虚实互映的政治效果。这种政治逻辑是虎类化身型小说中最重要的逻辑之一。

1.苛政猛于虎的政治隐喻

自孔子提出“苛政猛于虎”,到孟子提出仁政与率兽食人之比较,再到扬雄将酷吏比成虎以及王充在逻辑上的确认。儒家的仁政思想对儒生、官吏、史家、文人等都有深刻的影响。再辅之以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五行变化之说,出现了很多篇目的与政治相关的虎类小说。这类小说大致可以分为官吏化虎、虎患(包括暴政引发的虎患)、仁政的象征等。

在《太平广记》中,官吏化虎的篇目有《封邵》,封邵为汉宣城郡守;《亭长》,虎为亭长;《师道宣》,师道宣为殿中令史(但其化虎为当官之前);《郑袭》,郑袭为太守门下驺;《易拔》,易拔为豫章郡吏;《郴州佐史》,郴州佐史是其官名;《松阳人》,松阳县都事化虎;《范端》,范端为涪陵里正。在这些篇目中,官吏的品阶有高有低,最高为师道宣的二品殿中令史(据《通典》),最低为范端的涪陵里正。因此,仅仅根据官员品阶很难无法判断其与化虎之间的联系。但在众多的化虎官员中,最明显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具有酷吏之气。如封邵是“生不治民死食民”,亭长是“赤巾帻大冠”被捉之后大怒,师道宣是“少未了了,性忽发狂”,郑袭也是“忽如狂”,范端虽然“为性干了”,但“常思生肉”而“见人肥充者,便欲噉之。”

在这些官吏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人是封邵与范端,封邵为宣城郡守期间,政治上不作为,化虎之后又“食郡民”,因此时人传语云“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封邵之政本也称是苛政,而化虎之后又食民,则是双重迫害。再看范端,他的身份是与人民打交道最多的里正,化虎之后就“恒引外虎入村”,然后“盗食牛畜”,以满足其吃“生肉”的兽性欲望。牛畜都是乡民以为生计的最重要财产,却被范端引他虎來劫掠而食,造成的危害巨大。比起封邵,范端化虎之后的行为更具危害性。因为他不再作为单独的个体出现,而是与其他虎“合作”,劫掠到牛畜之后,再分而食之。这样的“合作”,效率更高,对乡民的危害就更大。

不难发现,这些篇目正是“苛政猛于虎”逻辑的小说化演绎。就《封邵》和《范端》而言,小说情节影射了地方官吏危害民众的行为。在《范端》中,小小的里正就已经恶劣到了勾结外虎的地步。读者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既然范端可以化为虎,那么另外两只虎,极有可能也是其他县乡的中下层官吏所化。如此一来,其危害就不仅限于涪陵了。酷吏危害人民,必有其党羽和爪牙,这也是符合历史的。因此,酷吏化虎情节,称得上是“苛政猛于虎”的政治逻辑的小说演绎。

与“苛政猛于虎”类型相反,还有一类则以虎来象征仁吏及其施行的仁政。如《种僮》:

种僮为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设槛,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兽皆出境。吏目之为神君。

种僮为官,解决虎患的办法甚为奇特,直接对虎说人言,虎竟能明。于是捉拿了有害之虎,放归无害之虎。种僮也因此被小吏们视作“神君”。和封邵、范端相比,种僮可算是虎类小说中的异类了。《搜神记》记载了一则以虎断案之事,为《范寻养虎》:

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与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虫,亦名大灵。

以兽断案,似乎是强调兽灵能通政治。但前提是牲畜必须为特定人物(此处是扶南王)所驯养,并且一般人并无此灵异能力。可见,断案效果的神奇来源,在扶南王而不在虎,在人而不在兽。但扶南王可以借助灵虎来高效率判断有罪与否,可见虎成为了扶南王培育良好政治的得力助手。因此,虎也可以作为仁政的象征。

众多针对政治而作的小说,既有直接影射的类型,也有间接隐喻的类型。如下面几类:

《巴人》讲述开元年间,巴人伐木,遇巨树,意欲尽数砍伐。巴人受到太白神阻止,不听劝阻,太白神于是唤虎来,“噬巴殆尽”。仅有五六人留下性命,原因是他们“好心”。到天宝末年,皇城修理内殿,杨国忠派人取了巴人所伐之树。这篇小说,虎患的出现有原因,即巴人试图不采取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连“神树”也要砍伐。但根据后文即可发现,巴人伐树的目的是取木材以供皇室修建宫殿之用。因有利可图,所以大肆砍伐。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讲述的是国家大兴土木的政治行为导致上下逐利,最终害得民众深陷自然的报复之中。小说规劝意识非常明显——只要节制欲望,就不会遭受自然反噬。

《勤自励》发生在天宝末年,正是政治混乱,叛乱肆虐,国家动荡之时。勤自励入军,先入安南,又出吐蕃。在非常时期,勤自励作为个体,没有基本的个体自由,更不能保证能够安居乐业。这是政治破坏对普通民众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勤自励因长年在军中,其妻便被父母强迫改嫁。到结婚之日,勤自励归家。得知此事,勤自励前往妻处。路途中因避雨而躲入虎穴,先杀三虎子,又从虎穴中救出一名女子,巧合的是,该女子正是自己妻子。勤自励又杀两虎,终得团圆。剥离掉离奇巧合的外壳,小说的主体讲述的是天宝末年国家大乱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普遍状况。因此,虎患对于身处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的人民来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虎患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虚构的一面,虚构一面,它象征着弱势民众无法保全体生命。这些恶果,都是由于天宝年间内外上下的种种“苛政”带来的。

《笛师》,以虎欣赏音乐来象征安史之乱后的国家大乱,故事发生于天宝末年。讲述除了供人享乐的乐技而无其他谋生技能傍身的梨园笛师在终南山寺庙中被虎头人胁迫奏曲之事。虎头人的属性是半人半虎,有音乐素养,听闻笛师因“哀乱多思”而奏出的曲子,赞叹笛曲“美哉笛乎”,竟要求笛师“累奏五六曲”。后来又率群虎,试图将笛师捉来为食。这则小说可以与“舞马”“舞象”之事互相对比印证。

《岭表录异》卷上载:

明皇所教之象,天宝之乱,禄山大宴诸酋,出象绐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虽异类,见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动,终不肯拜。禄山怒,尽杀之。[2] 6

此亦见于《安禄山事迹》,文有不同。但从结构上来看,两则故事几乎完全一致。笛师对应舞象,虎头人对应安禄山,安禄山逼迫舞象下拜对应虎头人逼迫笛师奏曲。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笛师因身在虎爪不能及的树上而保命,舞象则为安禄山所戮。

再看“舞马”之事,《明皇杂录》载: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观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篲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厩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棰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3] 45

笔记前段详细记录舞马情况,显示玄宗前中期的浮华与奢侈。后段则讲述安史之乱后舞马流落人间的悲惨命运。舞马的悲惨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只会跳舞,而不具备常马所具有的农用、军用等技能。但舞马作为不能自主的牲畜,只能将命运寄托于时代。可以说,舞马的悲剧是必然的。作为下位者,笛师、舞象、舞马都是供上位者享乐的工具。他们命运的前因是唐玄宗朝的虚浮政治状况,后果是安史之乱后新上位者的肆意暴虐。可见,小说虽云奇怪之事,但作者却是有意为之,并不是无的放矢。

2.宗教宣扬和伦理教化

受宗教、民间巫术等影响的志怪小说篇目非常多,这些小说或起到宣扬宗教的作用,或仅仅作为“信史”来记载,或作为某些映射。实际上,众多披着宗教、巫术外衣的小说往往还承载了一定的教化职能。早在小说还未成熟的时候,作者就已经在作出让其具有教化功能的努力了,刘向的《列女传》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如《列女传》大量采用“诗曰……此之谓也”的格式来作为某篇女传后的结语,这是刘向《诗》学主张与其对女性的政治认识结合而产生的。又如《列女传》还有丑女兴邦的故事,强调身体相貌有缺陷的女人在政治上的才干及其对君王政治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也并非劉向独创,而是自上古以来便流传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其卷六《辩通传》记载三位丑女,认为她们都是劝谏后宫,彰显美政的政治女性,有“后妃之德”,值得歌颂。《列女传》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与刘向的经学理念、政治主张都密不可分,这些同时也是指导《列女传》创作的文化逻辑。鲁迅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已经认识到唐前小说的作意在“好奇”上并不明显。但即使在唐代,“好奇”也只是小说作意的一部分。在“好奇”之外,我们仍能发现大量小说各有其内在逻辑和创作目的。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以来,宗教繁盛,对小说创作也起到明显的影响。许多小说也是为宣扬宗教教义而生,也有许多小说目的就是进行宗教劝诫和教化。除了明显披着宗教外壳的小说,还有根植于本土五行变化观念的小说,其意图更是明显的政治劝诫和警告。

就虎类小说来说,宗教类型和五行变化意识主导的类型都很好地起到了教化作用。先看宗教类型,《僧虎》出自《高僧传》,是明显的宗教小说。该篇讲述了村中僧人偶然间得到虎皮,从模仿虎形到逐渐身具虎性,最后完全化为虎的故事。僧人化虎之后,既能“乐于草间”,又能“捕狐兔以食之”,进而捕食人类。但神志尚能记住自己曾为人。于是“大号”而“皮落如脱衣状”,恢复了僧人之貌。之后一心忏悔,重新皈依佛教。僧人由虎重新变回人之后,圆超上人对其罪孽的救赎起到了关键作用,用“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间,即分天堂地狱,岂在前生后世耶?”将其开化。此句既是该篇小说的点睛之句,也是其宗教教化性质所由来。其中还阐述了人在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时会犯下大错,但只要能够迷途知返,再大的错也能获得救赎。小说的功用由此上升到社会层面,民众在接受此篇小说之时就能明白“恶念为虎,善念为人”的教义。其教化意图由此可见。

非宗教类型,《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三有《姨虎》,其文如下:

剑州永归葭萌剑门益昌界,嘉陵江侧有妇人,年五十已来,自称十八姨。往往来民家,不饮不食。每教谕于人曰:“但作好事,莫违负神理。居家和顺,孝行为上。若为恶事者,我常令猫儿三五个巡检汝。”语未毕遂去,或奄忽不见。每岁约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间知其虎所化也,皆敬惧之焉。

从形式上看,这则小说与民间传说类似,即以虎对人的威胁来迫使人不得不作出对自身有利的选择。但虎化作妇人,所作之事却是以“但作好事,莫违负神理。居家和顺,孝行为上”来劝诫人们,可见此虎能够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同时,与政府治民一样,除了提倡正面行为之外,还要惩处反面行为,所以十八姨进而又威胁那些人说“我常令猫儿三五个巡检汝”。刑罚的功用之一就是对违背道德或法律之人进行身体上的处罚,从而达到治民目的。十八姨虽然是虎,但她(它)对人的威胁表面上是让猫儿巡检,深层意思则是让猫儿作为信使,倘若得到证据,作恶事的人就会受到她的惩罚,所以民众“皆敬惧之”。教化作用由此达成。

又如《搜神记·卷十一》有“衡农梦虎噬足”篇,其文如下:

衡农字剽卿,东平人也。少孤,事继母至孝。常宿于他舍,值雷风,频梦虎啮其足。农呼妻相出于庭,叩头三下。屋忽然而坏,压死者三十余人,唯农夫妻获免。

《搜神记》的篇目安排,有其逻辑,通常性质类同的篇目大都前后相续。与该篇并列的有“郭巨埋儿”“刘殷居丧”“杨伯雍种玉”“罗威为母温席”“王裒守墓”等篇目,其意图自然是提倡孝德。衡农获虎相救的原因是“事继母至孝”,与夫妻二人作对比的是另外被压死的三十多人。与《姨虎》一样,小说劝惩相辅,孝顺之人能获得福报,不孝之人则会遭到惩罚。亦可见其教化之意。

再有一类是将自然灾害与国家治乱联系起来进行政治伦理构建的小说。这类小说脱胎于早期汉代五行变化理论,该理论相信政治兴衰、国家治乱、君王有道与否,都与大自然紧密相关。如果苛政大行、君王无道、国家动荡,大自然就会显示出相应的征兆。《周雄》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之一,该篇出自《北梦瑣言》,篇末对虎患有总结,在作者看来,国家衰败是野兽横行,虎患丛生的原因:

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上贡输,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人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盛衰乎?

又有《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谯本》,篇末也认为天地的异象是因为时局动乱,伪政权的非法性:“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变虎,地震者耳。”从表面上看,谯本化虎是个人命运的体现,个体命运在这类小说中并不能获得足够分量的关注,因为他们的变化代表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

因此,僧人化虎可以说是针对民众进行的教化,而谯本化虎则是对统治者进行的劝诫。前者可以达到宣传宗教教义,稳定人心,促进道德发展的效果。后者则试图和其他众多变化小说来阐释其背后的政治伦理——治乱兴衰与万物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小说将变化观念与政治时局结合起来进行创作,其目的是为了警戒统治者,要注意修养自身道德,获得天道的认可,否则天道就会降下非常的灾害来警示人类。其深层的逻辑就是利用变化观念来构建政治伦理,促进统治的稳定和进步。

三、虚实互映的政治效果

影响志怪小说面貌和性质的最关键因素,主要在于小说文本的生成方式,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写作动机,其次是材料来源,第三是小说主要元素的运用、小说技法的运用等,第四是小说接受对象(包括预设接受对象和实际接受对象双重含义)。文献生成的过程是动态的、有机的,这几个方面也是融合成一体而发生作用的。

对志怪小说作者而言,写作动机,一般包括“明神道之不诬”、博物、好奇和教化(劝诫)等。比如干宝作《搜神记》其意图就是“明神道之不诬”,以史家身份作志怪小说,将小说作为信史看待。就博物而言,张华的《博物志》、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等,都记录了大量的不常见之事物,博物性较强。就好奇而言,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皆有,尤其是唐代以来,更见其盛。就教化而言,宗教小说,从灾异、五行志等学说衍生出来的小说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教化和劝诫意图。如《搜神记》就有数卷,是直接对《汉书·五行志》和《续汉书·五行志》中的灾异观和五行观进行的采纳和征引,通过考察“先志”和“访近世”进行小说创作。

对儒家政治观念的化用,是志怪小说表达政治思想的方法之一。比较明显的动机是化用政治逻辑及其核心概念。前文已经谈到《礼记》“苛政猛于虎”的孔子关于政治的谈论,成为后世儒家构建政治伦理的一大关键内核。小说家受此逻辑影响,也创作出许多虎型小说。这是动机之一。动机之二,则是志怪小说作者认为虎患的盛行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这脱胎于史书的五行志和早已流传而来的灾异观念和五行观念。这是小说向史书靠拢所作的努力。再就是前文所提《搜神记》之“范寻养虎”篇。其后文如下:

又尝煮水令沸,以金指环投汤中,然后以手探汤:其直者,手不烂,有罪者,入汤即焦。

根据日本学者神田秀夫及其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探汤”实际上化用于《论语·季氏》:“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何宴《集解》孔安国云:“探汤者,喻见恶去之疾也。”孔子所谓“探汤”即表示对“不善”的人事要保持戒惧之心。到《搜神记》中“探汤”就演化为对待“有罪”“无罪”之人。从演化路径上看,与“苛政猛于虎”非常相似。“探汤”断案之事不仅在中国有所流传,更传播到国外,如越南、日本等地。其在日本的演化路径就更丰富了。

宣传宗教教义,进而教化民众,构建民众道德与法制伦理,促进政治稳定,也是许多志怪小说的动机之一。很大数量的宗教小说,传教的意图明显,是专为宗教而生。以前文的《僧虎》为例,其本身出自《高僧传》,其宣扬佛教,阐述佛法,教化民众用宗教来引导自身行为,弃恶从善的目的非常明顯。《僧虎》的核心观念即是佛教的“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间,即分天堂地狱,岂在前生后世耶?”从传播效率和教化效果来看,单纯的观念输出,收效甚微。一旦辅之以奇怪灵异非常之事,传播效率和教化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因此,人虎互化情节就成了必要的工具。另一方面,宗教教化并不是单纯的宗教目的。宗教与政治统治是紧密相连的,宗教教化对民众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开悟、施压等多种作用,相对地降低政治统治的成本并提高政治教化效果。因此,统治者和一些作者都会有意识地提倡这种类型的小说。

就材料来源而言,早先的庄子、韩非子等,后来刘向、干宝等都已非常注重培养其小说的历史品格。对作者而言,其所记载和创作之事,并不都是空穴来风,虚妄怪诞之说。如《搜神记》,材料来源既具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淮南子》《神仙传》等。其追慕司马迁等著名史家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再有一部分则是干宝采录时代事迹、传闻而成。受他们影响,志怪小说作家往往也向此靠拢,以实录精神和史笔来创作小说,而不仅是一味好奇。即使就唐代文言小说而言,“作意好奇”之中也有着明显的历史意识和史书笔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志怪小说就此成为史家之言,相反,小说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文体风格和审美特点。再就是志怪小说作家往往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既是官吏,又是文人,还有可能身兼宗教信徒、史家等多重身份。

就小说元素的运用和小说技法的使用而言,志怪小说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小说的政治逻辑和文化品格常常被掩盖的主要原因之一。小说元素的运用包括基本材料的采纳、改造、变形、搬运、逻辑的化用等。比如“苛政猛于虎”和“探汤”本身只是儒家的基本政治观念与处世修身概念,但经过一系列的演化,成为隐含在小说中的政治逻辑,这是一个漫长的改造和逻辑化用过程。如《僧虎》,即是将佛教的善恶观演化为小说情节,从而达到宣扬的目的。相比起简单的善恶报应,《僧虎》就更具有人间性和人情味,对于人性、兽性形态转化的关键——欲望剖析也十分到位,可以说是这类小说中的精品。再是许多篇目中的化虎情节,都与佛教、道教的某些宗教观念密切相关。再是小说作者利用文学笔法,对简单许多简单情节进行变形,可以起到强化情节、丰富故事、深化和改造主题等效果。

再就小说接受对象而言,由史书的《五行志》等延续而来的志怪小说,其政治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作者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预设读者有很大部分就是统治者。这也是由创作者身份决定的,如干宝自身就是一名出色的史家,而且早期的志怪小说作者往往都有意识地将小说笔记往“史”靠拢。再就是其他类别的小说,如宗教型小说,读者群则多是普通民众,他们文化水平不高,身份地位低下,宗教需求明显,这种小说往往能对他们产生巨大冲击力,从而达到宣扬宗教和伦理教化、政治稳定的作用。

小结

从这些因素看来,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政治追求在小说创作中起到的决定作用。由此,虎变形类的志怪小说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条政治逻辑演化为小说情节的路径。它们代表了古代早期和中期志怪小说品格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是当时文化心理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宋)卫湜.礼记集说[M].清通志堂经解本.

[2]刘恂.岭表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唐)郑处诲.明皇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4.

Abstract: Early Confucianism built its political logic by special ways. It then became a cultural tradition and made differences on weird novels.“Tyranny is worse than tigers”is an obvious example. History books` political intentions have an effect on weird novels` historical character. Th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and religious enlightenmen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weird novels` political function.By studying tiger novels,we can find a clue about weird noels` political logic.

Key words: Weird novels;Political Logic;Historical Characte;Political Ethics;Religious Enlightenment;Tiger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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