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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官路上的朱熹

    更新时间:2018-04-19 11:02:27 

笔者曾有意无意间,对《宋史·朱熹传》中的“辞”字作过一番检索,竟达32个之多,除了仅有5个是“文辞”等意之外,其余全部是朱熹辞官的表述,也就是说,朱熹一生至少有27次辞官的经历。“辞”“力辞”“又辞”“再辞”“辞不拜”“以疾辞”……这些字眼在传记中几乎随处可见——可见,他是在“当官”的道路上不断“辞官”。朱熹作为典型的科举制度下的儒生,做官本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道,他为何要捐弃正道而屡屡辞官呢?

【初入仕途,成效不菲】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其父朱松,进士出身,官至吏部郎中。很小的时候开始,朱熹就处处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早慧,刚学会讲话,父亲朱松指着天空,对他说:这就是天。”他却反问父亲:“天的上面有何物?”朱松听后既意外,又惊喜。入塾后,老师教他《孝经》,他竟在书的扉页题下:“不如此,非人也。”他与一群同龄孩子在沙地上玩,人家在堆沙山,他却一个人独坐一处,画八卦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4岁那年,父亲去世。临终前,父亲将朱熹母子托付好友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刘子羽,并让他投至胡宪、刘勉之、刘子翚诸位名儒门下学习。刘子羽感念好友旧情,收朱熹为义子,在自己的宅旁建造紫阳楼,供母子居住,并对朱熹如亲子一般悉心教养。

通过学习,朱熹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生父和义父的言传身教,又让他坚定了抗金的意念。生父朱松,因为上书反对议和而被贬斥,抑郁而终;义父刘子羽,曾是南宋川陕前线的抗金名将,后因多次反对秦桧投降乞和,遭到报复和打击,最后干脆辞官归乡,隐居崇安五夫里,不问世事,颐养天年。

绍兴十八年(1148年),19岁的朱熹考取了进士,授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同安区)主簿,从此进入南宋官场。在宋朝,主簿只是一个掌本县官物出纳、注销簿书的九品小官。不过,朱熹的官虽小,眼光却长远,他以“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理念履职奉公,勤政务实,还热心于当地教育,挑选本县德才兼优的人进入县学做生员,每天给这些学生讲授古圣先贤的“修己治人之道”。几年下来,当地学风渐浓,民风渐淳,成效不菲。

朱熹在同安一共干了五年,任满后,宋高宗闻其贤名,召他赴京面见,朱熹以病辞谢。随即,他正式拜理学家李侗为师,砥砺苦学,埋头钻研。李侗是杨时的学生,杨时又是程颢、程颐的学生,朱熹因此成为“二程”的三传弟子,得以承袭“洛学”正统。此后一段时期,他在亦学亦教中过着自由自在的耕读生活。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鉴于朝廷对金的软弱,试图振作,因此广开言路。朱熹先上书三札,后又应召到京入见,当场向宋孝宗提建议。归纳他的上书及面见所谈,其大意有三:一者,建议宋孝宗留心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之学,以应天下时务;二者,希望宋孝宗立纪纲,厉风俗,近君子,远佞臣,勤勉治国,锐意进取;三者,力陈南宋与金有不共戴天之仇,若想恢复中原、振兴国家,必须内修政教,外御强敌,并说:“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强调抗金是国家和民族的唯一出路。

然而,朱熹上此抗金主张之时,正值“隆兴北伐”失败,南宋被迫再次向金割地赔款、俯首称臣,故朱熹的主张最终未被采纳。朝廷随即任朱熹为武学博士,见自己的主张与朝廷政策不合,朱熹知道做官也无多少作为,遂辞官而归,回到了居住地崇安。

【南康之任,暴得大名】

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朱熹因其渊博的知识和创新的著述,引起朝野的广泛关注,朝士频频推荐,朱熹却频频辞官。参知政事(副宰相)陈俊卿、同知枢密院事刘珙、工部侍郎胡铨先后向朝廷推荐朱熹,朱熹以“为母守丧未终”推辞。

三年丁忧结束,朝廷召入授官,朱熹以“禄不及养”(薪水不够养活家人),再辞。乾道九年,宰相梁克家推荐朱熹出任枢密院编修官,又辞。梁克家上奏宋孝宗说,朱熹屡召不起,淡薄权位,应予褒奖。宋孝宗说:“朱熹安贫乐道,谦让可嘉。”为褒奖朱熹,特授他既轻松又有俸禄的祠官: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怕别人闲话“求退得进”,于心不安,再一次推辞。直到淳熙元年(1174年),才勉强接受。不久,宋孝宗又拟提拔朱熹为秘书郎,朱熹力辞,并自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闲职,归乡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去了。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命朱熹为南康军任知军,为了使他能够接受此任,宋孝宗特降旨,让他“便道之官”,意为让他不用入朝谢恩,由家直接赴任。朱熹又辞。这次,宋孝宗铁了心要看看朱熹理论之外的实干才能,故尽管朱熹以身体有病为由,四上《免知南康军状》,反复推辞,但依然未得到宋孝宗的许可。最终朱熹无法,只得接受。

对于政事,朱熹要么不接受,一旦接受任务,就会尽心竭力。当时南康军属江南东路,背倚庐山,面朝鄱阳湖,下辖星子、都昌、建昌三县,治所置星子县,素有“西江锁钥”之称。南康军固然位置重要,然而军内土地贫瘠,人丁稀少,为改变穷乡面貌,朱熹政教俱下,标本兼治,做了许多实事和好事。

朱熹赴任后,正值南康久旱无雨,农田绝收,灾情严重,为使天灾不演变成人祸,救百姓于水火,他将“荒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措施,多管齐下进行救助。他下令,丁钱、和买(政府春季贷款给农民,夏秋时令农民以绢偿还)、役法诸事,凡有不利于老百姓生活的,悉数调整或革除。为了筹集救灾粮钱,朱熹力劝部分南康富户捐出粮食近两万石,老百姓终于安然度过了灾年。为了感谢富户们雪中送炭,他曾多次请求朝廷表彰奖赏这些“纳粟人”。

朱熹在知南康军期间,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重建了星子县境内位于庐山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当时号庐山国学,宋初在此建立书院,后毁于兵火。当时,官学的偏向功利化,士子以利禄为志趣,以沽钓为手段,读书只为“稻粱谋”,与儒学当初所提倡的追求学问、探索知识、完善自我的初衷相背离,以致儒学凋零,人心不古,这让朱熹痛心疾首。为此,他立志改革、复兴儒学。

因白鹿洞书院破败不堪,朱熹遂向朝廷奏请重建书院。他一面分派军学教授、星子知县等人筹措兴复诸事,同时又将自己有关兴复书院的种种设想奏告朝廷。为兴复白鹿洞书院,他大致做了幾件事:一是筹集重建书院的专款;二是为书院购置了田产,当作书院运转的资费来源;三是向各地广泛征集书籍,作为书院藏书;四是延聘教师,除自己讲学外,还聘请名师前来授课;五是制学规、定课程,包括“升堂讲说”“互相切磋”“质疑问难”等,以学徒认真读书,自行理会为主。

他还对学生的读书方法有许多精辟的指导,朱门后学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胸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朱熹每有闲暇,常与生徒优游于山石林泉之间,此种书院规制和教学模式,成为后来书院建设的榜样。而白鹿洞书院也跻身“中国四大书院”,名重一时。

【履职浙东,全力救灾】

淳熙八年(1181年),全国大旱,宋孝宗下旨让监司、郡守条陈民间利弊。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并历数宋孝宗远贤臣、近小人,导致号令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权臣之手的弊政,宋孝宗阅后大怒。时任宰相赵雄向宋孝宗建言: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意为朱熹“好名”,皇帝越是批评和嫌弃他,他在士大夫间的声誉反而越高,不如适当提拔重用。宋孝宗听后,深以这种“升官封嘴”的办法为然,随即重用朱熹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不久,又以在南康救灾有功,升任直秘阁,朱熹皆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为由,力辞不就。

淳熙八年(1181年),宰相王淮推荐朱熹出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收到朝廷任命,朱熹“即日单车就道”。朱熹平时有官就辞,这次为何立刻接受,且火速赴任呢?因为,当时浙东七州四十余县久旱不雨,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农田龟裂,朝廷鉴于朱熹救灾经验丰富,故将他调往浙东,以解燃眉之急。

朱熹到任后,经过调研,采取了几项紧急措施:一是下拨米钱赈济灾民。他先后申奏朝廷拨米一十四万七千石,钱九万贯,又从衙州、婺州调拨义仓钱、明州义仓米救灾。二是请求朝廷减免或缓收灾区夏税、秋苗丁钱。三是向朝廷争取政策,推赏那些救灾的富户。四是打击贪官,惩办恶霸和救灾不力者。通过这些举措,有效地缓解了灾情给老百姓带来的损伤。

后来,有不待见朱熹的同僚说他“疏于为政”,宋孝宗却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这是宋孝宗对朱熹难得的一次好评。浙东事毕,朱熹又一次辞官而归。

【得罪权贵,抑郁而终】

淳熙十四年(1187年),宰相周必大推荐朱熹出任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他以疾辞,但朝廷不许,只得赴任。他在入京奏事时,曾向宋孝宗说了这样一番话语:“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接着反复分析宋孝宗在位期间的因循苟且、治国无效的根源,并提出改变现状、振兴国家的建议。可以说,南宋大臣之中,无一人讲话比朱熹更耿直。

听完朱熹的话后,宋孝宗竟反常地没有发怒,只说: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尽管宋孝宗对朱熹开始不冷不热,但朱熹却从不挂心,不久,他又向宋孝宗上疏,建议宋孝宗目前处理好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等六大要务。疏入,依旧石沉大海。

朱熹上书不久的淳熙十六年(1189年),倦于朝政的宋孝宗,禅位于儿子赵惇(宋光宗),自己当上太上皇,悠哉游哉去了。

无论是宋光宗一朝,还是后来继位的宋宁宗一朝,朱熹依然故我,凡有委任,少有拜命。然而,他在读书人之间的影响,到底吓坏了当政者。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胄嫉恨,把他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小妾,此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过去。朱子门人流放、坐牢者甚众,朝廷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忧愤中与世长辞。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时,“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九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平反,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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